曾光:从SARS到新冠,我们积累了哪些疫情防控经验?

发表于  2020/11/29 10:26   约5分钟

  11月28日,由新华网主办,新华网思客、新华网浙江分公司承办的“2020新华网思客年会”在杭州举行,本次年会聚焦“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新理念 新征程 新蓝图”。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到现在,我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个阶段性指的是什么?阶段性是指疫苗在全世界普遍接种之前的这段时间。虽然这段时间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孰优孰劣,谁做的好,谁做的差,大概已成定局了。可以说,这段时间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迅速变化。一开始,武汉首先发现了新冠肺炎疫情,那时候中国压力最大。3月17日,我国内地首次无新增本土疑似病例,中国进入新常态。而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很多欧美国家的疫情愈发严重。

  现在快到年关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总结一下:为什么中国“风景独好”?这个问题不但中国人要思考,全世界人都要思考,特别是欧美国家更应该思考。是不是因为中国临床救治能力比其它国家强呢?肯定不是。是不是中国基础医学研究先进呢?差得远,跟发达国家差得远。是不是中国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公共卫生进步呢?中国还是个追赶者,差距很大。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理论研究走在前列呢?不是,我们也是个学习者。这些都不是,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风景独好”。

  那么原因是什么?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是百年不遇的大事件,它已经超出部门的应对能力了,关键在于中国的举国体制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动用国家机器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它发生在战争、社会大动乱、重大灾害出现时,需要通过政府最高决策人走在前面。

1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出席“2020新华网思客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发

  作为首席专家19年,从我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西方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是个平面的、静止的,而中国当下做的实践是动态的,每个时间点应该做什么,需要有指挥部、参谋部、情报部、战斗部、后勤部等等。

  举国体制应对传染病大流行,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百年以前的事。那时1918年-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全球死亡人数超过五千万,在此之后西方国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对中国来说,从SARS开始我们就经历了一次举国体制的应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又是一次举国体制的应对,可以说中国具有了一些经验。

  如果要对这次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做总结,我觉得仅仅从这段时间来看是不够的,应该从SARS之战开始总结。为什么呢?因为在SARS之战中,初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中国公共卫生没有做好准备,中国临床没有做好准备,疫情公开化的思想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那一仗打得非常困难。但是在这之后,我觉得我们建立了很多的SARS之战的“遗产”,这些遗产确定了国家应对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不是以高科技防治为主,是以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为主。另外是战时状态的联防联控,特别是首都SARS防控指挥部,它把指挥部、参谋部、情报部联合办公,跟过去层层汇报、部门协调大相径庭。现场调查传染病自然史;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免费救治策略;中西医结合;科研攻关与疫苗研究;关闭医院感染严重的医院;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专家、官员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干部追责制等等,都起源于SARS之战。

  正是SARS期间有了这么丰富的“遗产”,所以可以把这些“遗产”连续性平移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我们没有经过那些再反复的探索,只是早期有一点小的风波而已。

  武汉不是疫源地,是发现地而已。为什么?原因在于2003年SARS之战以后,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原因不明肺炎的监测系统,警惕与监测能力居于世界前列,我们保持着高度警惕。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系统,所以武汉早期的医务工作者首先提出了有不明原因肺炎。

  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觉得SARS的“遗产”不但照单全收,而且有重大创新发展。总体来说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联防联控;疫情公开化,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社会;中国率先分离病毒,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研制核酸诊断试剂;高级别专家组发声;中央督察组督导进驻;建立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经验、物资支援全球防控;宣布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研究进入国际第一团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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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 /  2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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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从SARS到新冠,我们积累了哪些疫情防控经验?

我觉得我们建立了很多的SARS之战的“遗产”,这些遗产确定了国家应对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不是以高科技防治为主,是以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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