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了什么

发表于  2020/10/21 06:30   约10分钟

  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演讲,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进行解析。刘世锦认为,国内大循环中的痛点主要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挥结构性潜能,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的改革,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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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刘世锦演讲摘编:

  最近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既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关,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

  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是因为不论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国内,都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收入水平,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大国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即使对外开放度高,对外贸易比重也相对较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尤其是高开放度的小经济体,如一些城市型经济体,经济外循环的比重要高出许多。

  第三,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尤其是拥有超大型国内统一市场,与其他大国相比,更有必要和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第四,我国经济已进入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体地位的增长阶段,尽管数字经济等的发展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总体上看,服务业仍然大多是本地化的、不可贸易的,这样必然提升内需在整体经济活动的比重。

  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现实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实际上,我国一直是以内循环为主的,由外循环转到内循环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强调内循环为主?

 

  一是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萎缩,外部供给能力也在下降;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外需市场收缩;三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猖獗、出现“卡脖子”“断供”压力的背景下,部分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实施某种产业备胎战略。

  现在的大循环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

  所以,当前的内循环将会有与以往不同特点。在目前复杂形势下,也要避免一些误解。

  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

  不是什么产业都要自己搞,都搞成世界第一,都不进口了,实际上不可能,还是要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实施产业备胎战略,由于我国具有规模经济突出、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等有利条件,在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中将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调整能力。有些就是备胎,防止卡脖子,有些可能转为正胎,有利于打破国际上某些技术垄断,提升我国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

  单边主义、逆全球化难以成为长期态势,并不代表发展规律,这个时候更需要对全球化的信心。不是比脱钩,而是要比更开放,这样才能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应当是:适应不同国家、地区市场变化的开放;适应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的开放;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有抗冲击性的开放;基于制度规则的开放;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

  推动这样的开放,国内大循环才能富有成效。反过来说,国内大循环搞好了,将有利于参与国际循环,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简单地说,我们所要的双循环,是“开放型的国内循环”和“内需为主型的国际循环”,或者说是“开放的、内需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1+3+2”的结构性潜能应在国内大循环中担当主角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要重点转向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加快形成开放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潜能”应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主要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十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于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我国有先进的理念、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发挥结构性潜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国内大循环,要能循环起来,循环的有成效,关键是要“通”。不通则痛,要找到痛点。现实循环中的痛点主要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释放“1+3+2”的结构性潜能,重点是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的改革。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齐“新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编辑:周佳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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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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