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最高价值信条。

　　我国科举制度传承延续了1300多年，正史记载共录用了10万多名进士，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只有76人“及第”。

　　那些“名落孙山”的未及第者，免不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境地。

　　即便如此，古代落榜者中的诸多人等“落榜不落志”，与那些“金榜题名”者一样，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尊崇。

　　古代科举考试的“落榜者”，所能从事的职业中，比较体面和荣耀的应属师爷。
师爷是何种工作？简而言之，就是给在职的中高级朝廷命官当参谋做助手，协助处理政务，其薪俸酬劳由朝廷命官支付。能当上师爷的绝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落榜”群体中见过世面的出类拔萃之人。

　　明清两代“绍兴师爷”享誉天下，有“无绍不成衙”之说，这一方面表明浙江绍兴盛产“师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师爷在那个时代的确是受“落榜者”青睐艳羡的职业！

　　受聘于朝廷一二品高级官吏的师爷由于办理的政务非常重要，因而也显得威风八面。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意欲“长为农夫没世”，但在好友郭嵩焘的再三鼓励和劝勉下，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麾下，走出山门干起了“师爷”的行当。

　　晚清重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年轻时曾在曾国藩幕内做师爷。后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位师爷因卓异的智慧和出色的业绩均跻身显宦，成为权倾一时的清朝“股肱大臣”。

　　我国古代没有正规的稿费、版税制度，读书人写作的“经济动力”从何而来？知识分子由于“落榜”或仕途不通不顺，凭借为他人写诗作赋、撰联题铭收取报酬的历史比较久远。

　　汉武帝君临天下不久，娇小柔美的皇后陈阿娇失去宠爱，被贬至长门宫居住。富有心计的陈阿娇冥思苦想解围策略，在仆人提醒下想出一则妙计，派人携带千两黄金跋山涉水拜求当时的著名文人司马相如代做一赋，一代文豪司马相如闻言即时挥笔写下了辞赋名篇《长门赋》，汉武帝读罢此文心移情动，立即将陈阿娇召回身边，一篇《长门赋》换来黄金千两，也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隋书·郑译传》载：隋文帝杨坚叫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颎在旁边戏道：“笔干了，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高颎是在替李德林以“笔干”之名撰文，从中获取费用，于是“润笔费”流传至今。

　　唐朝著名诗人李邕尽管也是“落榜者”，但由于其文笔出众，原籍及附近州县官衙闻其名纷纷给出高价钱请他代写奏折，李邕一生代写公文1000余篇，据《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

　　另外，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也曾是代写公文的高手，所得“润笔费”均不菲。唐代韩愈在落魄之时写就《平淮西碑》得稿费500匹绢，根据现在的物价，折算成人民币大约为20万元，而他写的碑文只有1505个字，每个字价值约132元。

　　我国古代读书人中的“落榜者”，未能金榜题名的原因很多。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乏学识深湛、才高八斗，可谓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他们落榜后没有选择当师爷、给人“打工”，而是进行自主创业。有的竟然靠兴办私塾、经营知识，成为流芳千古的“知本家”和教育家。

　　所以，兴办私塾开设学堂几乎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以降，“落榜者”中一些既有学识又富远见的读书人通过积极兴办学校书院、招收学生学员，在保证自己和家人衣食无虞的前提下，传承赓续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硕学鸿儒，如宋代朱熹、明代王阳明等。（本文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刘金祥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