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2020小康元年”为主题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演讲。他认为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减税降费是一个缓解的措施，但最根本的办法还得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解决问题。

图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发言

　　2019年减税降费两万多亿，预期是两万亿，实际上远超两万亿，这个数字马上会公布。这个力度前所未有，为什么现在大家的感受好像还不是那么强烈？那就说明现在中国的经济，各个行业、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或者说企业的这种成本的上升，可能快于减税降费带来的支撑。

　　转型升级过程本身就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中美贸易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内外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变成了风险，风险就变成了企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减税降费对企业来说，就无法完全解决企业的问题。

　　减税降费是一个缓解的措施，但最根本的办法还得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解决问题。李稻葵教授现在是新开发银行的首席，他说需求侧不是短期需求，要转向长期需求，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扩大，要实现倍增，我认为要从“十四五”规划这个目标的角度来考虑。以前我们考虑五年规划，都要考虑GDP增速，马上在编制“十四五”规划，应当考虑居民收入的增速跟全体老百姓的预期。这里面特别要强调中等收入规模群体要扩大。如果老百姓在这方面的预期不清晰，大家可能信心就会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从长期来看，这个收入来自哪？其实来自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供给与需求是循环的，短期内可以脱节，也允许脱节，但长期一定是循环的。从供给与需求循环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既有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也有我们的供给质量跟不上消费的升级，消费升级对高品质消费的需求，已经扩大了。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正反馈，经济就会增长，整个经济下行的状况就会得到遏制。

　　当前来看，经济为什么下行？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供给响应机制出现了钝化。消费升级了，但供给跟不上。我们的品牌、质量、种类、服务这方面，尤其跟不上。为什么跟不上？这里面既有市场竞争不公平带来的问题，还有政府管理没跟上的问题。新的需求出来了，新的产品也有了，但相应的标准要及时出来。要不然，生产的这些东西、或者提供的服务，老百姓心里就没底。所以，要研究政府管理怎么样去为供给创造条件。

　　还有，新的供给、高质量的供给一定要创新，创新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过去模仿惯了，你的创新刚出来，另一家企业立马把东西生产出来，创新的企业可能就挣不到钱，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去创新呢？这么一来，大家都搞短平快，都是提供中低档的商品和服务。高品质的东西，是需要时间、需要成本的，而恰恰现在我们经济又遇到了困难，内外过程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创新就尤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速就出现了下行。

　　现在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供给响应的机制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翻倍，是很难的。收入从哪里来？我们从分配的角度去做文章，把高收入拉低，让大家变成中等收入，这种思路恐怕行不通。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从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成倍的扩增。

　　机会要均等，首先缩小能力的差距，机会不公平，结果就不公平，中等收入的群体就没法扩大，所以首先是机会公平。缩小能力鸿沟，加大职业教育等。现在讲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一切围绕着人的全面的发展，劳动力、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人的能力增强的过程。教育、健康、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学的框架里面就是一个消费的概念。消费都转化为人力资本，恰恰在这一方面，财政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