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创造了我国脱贫攻坚的独特经验

发表于  2019/10/17 16:30   约7分钟

图片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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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贫困的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为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显性贫困问题,温饱问题早已在中国的转型中被逐步解决。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对农村发展、贫困治理的支持力度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保障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在税收制度上废除了农业税费,强化了对“三农”的反哺力度;不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构筑了一道又一道保障线和安全阀。在外部市场机会方面,我国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对劳动力也提出了更多样化的需求,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择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在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通过代际接力方式进城的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如今的中国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中国的反贫困成就在世界反贫困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的贫困治理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前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其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在世界反贫困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这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飞速提升、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中国贫困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以温饱为主要焦点的贫困时代已经远去,而以发展为焦点的反贫困行动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主要议程。

  中国的贫困治理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新时期,随着贫困治理任务的变化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在吸纳以往反贫困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反贫困政策进行了深度整合。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新时代反贫困战略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精确瞄准,其核心目的在于“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在贫困治理对策方面,本轮贫困治理将教育脱贫、医疗保险和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纳入反贫困战略,形成了将社会救助包含在内的大扶贫体系,进一步弥合以往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两套相对独立运行的政策系统之间的裂隙,从更深层次提升贫困治理绩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精准扶贫不仅是综合性的反贫困政策,也是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政策。除了上述内容,中国的贫困治理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还形成很多其他非常有特色的道路和经验:

  其一,国家通过分解贫困治理任务、签署责任状确保将各项任务均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国务院扶贫办作为统筹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部门,在中央领导下从国家层面推动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为了保障精准扶贫政策顺利落地,中央政府通过政治动员等方式来强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通过东西协作扶贫的方式,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成对口帮扶单位。对于贫困地区来讲,不仅能够集中较多的人力资源和政策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事特办、优先解决问题的权利,这些都保障了政策贯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同时也便于政策灵活调整以适应复杂的基层实践。让先进的贫困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落地,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政治体制的充分动员而变得可能,充分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其二,国家通过政治动员及政策组合迅速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地奠定基础。国家通过广泛动员,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输入力度;通过完善驻村工作制度,动员体制内干部下沉到基层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参与一线反贫困工作,从而弥补基层人力不足等问题,强化地方治理能力;通过广泛社会动员,企业、社会组织等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农村反贫困。政策、资源、人力的综合保障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地的关键基础。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反贫困工程,涉及到大量的政策解读、多种项目制的运作以及复杂的政府部门协调,仅仅依靠过去地方治理力量很难完成,这些参与到基层扶贫的干部承担着政策转换器的职能,将国家政策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执行的下去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也承担着及时向上反映群众诉求的沟通媒介作用。他们不仅在重构基层治理秩序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也为国家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硬投入与软建设均衡发展,多维并举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深度贫困治理作为国家扶贫战略的重中之重,其治理绩效关系到能否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深度贫困治理作为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贫困治理,需要硬投入与软建设均衡发展。

  一方面,从硬投入层面来看,国家在统筹对贫困地区资源和人力投入等方面已出台多项举措,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社会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共同努力下,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扶贫成就也获得了国内外社会的认可。

  另一方面,从软建设层面来讲,要彻底拔掉穷根,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农民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内因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只有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实现造血式扶贫。在解决了硬投入问题后,软建设是深度贫困治理的关键。软建设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久久为功。软建设不仅要关注人,也要关注文化。即如何充分发挥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的主体性,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解决精神贫困,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移风易俗,改变制约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引导农民在文化比较和反思中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模式与未来的发展愿景。

  转型期中国的反贫困实践还承载着国家探索欠发达地区综合治理、发展道路等诸多关键任务。制度优势使得国家能够有较强的能力来应对转型期复杂社会矛盾,并且在反贫困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验。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既是在解决转型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不断调整以适应新阶段发展形势与任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是反贫困道路,仍然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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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良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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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使得国家能够有较强的能力来应对转型期复杂社会矛盾,并且在反贫困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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