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消费降级的实情与误解

发表于  09/18 06:30   约4分钟

这种“消费降级”其实反映的是对于那些可替代性强、薪酬上不去的外来某些白领的冲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种“消费降级”其实反映的是对于那些可替代性强、薪酬上不去的外来某些白领的冲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近很多人提出消费降级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许多生动地讲“消费降级”的段子在社会上流行。这其实值得社会关切和深入分析。

  有一些背景值得关注,最重要的是最近除了房价高企之外,大城市的房租快速增长,这对大城市的一些外来白领等冲击较大,对本地有家的人没有多少冲击。所谓“消费降级”其实是外来的大城市中某些白领群体的感受,对于他们本来在大城市相对较低的薪资而言,房租上涨占用甚大,而这些人在互联网上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影响大,发声大,形成了相当影响。

  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无论从自媒体的声音还是社会的关切看,这些群体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所形成的“降级”感觉实际上以这一群体最切实。

  实际上,原来在中国大城市,薪水远比三、四、五线城市高,有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往往会在大城市寻找机会。在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普通领域,可替代性较高,缺少具体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可以有机会在大城市从事薪资相对小城市高的工作,如普通文员、销售、房地产中介等等。中国城市的房租和房价不成比例,这些群体往往就靠租房解决自己“住”的问题。这其实给了他们相对容易的生活空间,可以赚到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之间的那部分薪资差额,也愿意在大城市寻找可能的机会或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等。

  除了“住”在大城市成本越来越高,衣、食、行方面的差别不大,甚至大城市还有优势,公共服务就更难比较。有些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利用这种薪资上的差异和房价上的差异,过些年就能在家乡或大城市的郊区等地买上房。

  现在的房租快速上涨,对于同样是年轻人,如程序员等真有一定特长、薪水较高的群体冲击有限,本地有家的普通白领也对此并不敏感,而一般体力劳动者的薪酬其实这些年上涨很快,如保姆、月嫂等的薪酬都增长极快,而且住房问题虽然也存在,但像保姆住房由雇主提供,其他的劳动者对相对较差的环境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这当然并不合适,但却是现实状况。这些群体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所谓“消费降级”。实际上“拼多多”等,并不是降级,而是原有的低价消费在网络中的表现。至于如名创优品和优衣库这样的“时尚平价”,其实是新的消费合理趋向,也不能说是消费降级。

  因此,这种“消费降级”其实反映的是对于那些可替代性强、薪酬上不去的外来较低层次的白领的冲击。这样的低层次白领随着高校的扩招已经成为在大城市寻找机会的群体的重要成员,三、四、五线城市往往机会少、薪酬低,公共服务相对还不够完善,他们往往愿意留在大城市。

  现在这些群体真的面临挑战,在房租高涨的情况下,原来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薪资差距就被吃掉了,他们就面临现实的“消费降级”,这确实是问题。一部分人可能会回到家乡城市,那里的生活成本相对低,但薪酬也低;而继续留在大城市,面临问题就更多,租金上涨的压力很大,在大城市买房获得一生最重要的不动产的前景也开始渺茫。这都是具体而微的生活状况,需要社会更多关切。一方面是大城市要关注这样的群体的现实存在和要求,另一方面是三、四、五线城市也要更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人在当地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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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  34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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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群体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所谓“消费降级”。实际上“拼多多”等,并不是降级,而是原有的低价消费在网络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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