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淼:坚持普惠金融的正道

发表于  08/28 06:30   约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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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普惠金融的关键是商业的可持续,而实现商业可持续的关键,要满足两个要素:一是成本可覆盖,二是风险可控制。(图片来源:东方IC)

  2005年世界银行召开的小额信贷年会,首次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2015年12月,我国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知》,正式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然而,世界各国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益等现象非常突出。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普惠金融存在着“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国际经验表明,仅仅依靠慈善、捐赠等公益性措施发展普惠金融,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的确,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做好普惠金融的关键是商业的可持续,而实现商业可持续的关键,要满足两个要素:一是成本可覆盖,二是风险可控制。

  普惠金融作为一种覆盖面广、可获得性强、长尾特征突出的金融服务方式,需要通过批量化、高效率、低成本的手段加以实现。因此,要改变“雷声大,雨点小”这一局面,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做好更多基础设施及环境的建设外,还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助力提升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InclusiveFinance)高级原则及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将为普惠金融带来三个方面的帮助

  首先,有助于拓展金融服务边界。我国现有的信用报告范围覆盖非常不足,超过一半的人群因为缺乏信用数据,无法享受正规的金融服务。而借助数字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让长期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外的长尾客户享受到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普及”。

  其次,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数据显示,我国手机银行业务成本,是面对面处理业务所需成本的1/5左右,是物理网点和代理点成本的1/35。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基于对用户的全面分析,可进行精准画像,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

  再次,有助于改进金融风险防控。“校园贷”“现金贷”之所以深陷“高利贷”,原因之一是缺乏风控能力,企图通过高利率覆盖高风险。而借助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开展风险监测、预警以及反欺诈等工作,提升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风险防控能力。

  当然,普惠金融不等于全民金融,应避免各行各业蜂拥而入,盲目发展。普惠金融更加强调服务小微企业、贫困人群及残疾人士,客观地说,这些敏感群体限于金融知识与能力,更容易被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犯罪分子所蒙蔽和侵害。一哄而上、全民金融,容易引发金融失序并形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我国网络借贷迅猛发展,在填补金融服务空白、扩大金融服务广度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积聚了不少风险。目前,网络借贷正面临着加速市场出清、重塑行业格局的关键时刻。但“吹尽狂沙始到金”,对那些经营规范、实力较强的机构来说,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监管部门应明确相关工作时间表,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应协同努力,引导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随着“严监管”政策的深入实施,2018年我国金融业迎来了一轮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只要不忘初心,坚持正道,回归金融本源,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水平,妥善做好创新、风险、成本的平衡,普惠金融将在挑战中不断前行,让金融服务更加美好、更有温度。(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8-03-1582018-03-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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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近著《有趣的金融》 /  6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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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做好更多基础设施及环境的建设外,还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助力提升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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