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世界杯四十年

发表于  07/11 06:30   约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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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杯只剩最后几场比赛了,我四十年看世界杯的记忆库,离最后生成,也只差这几场比赛了。

  1978年,我还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突然看到满天满地的白色纸屑和一个长发男人的铲射入网,彻底懵圈。那是我世界杯记忆的开始,再以后,胡同就成了足球场,踢胶粒皮球,踢排球内胆,甚至踢里面塞满棉花的布球,你是容格布罗德,我是肯佩斯,我射门,我欢呼。

  身高一米七上下,百米15秒2,1982年时,中国队身体条件平庸但技术出色的中场荣志行成了我的偶像,他有效地维系了我成为一名足球明星的梦想。虽然身体还在长,但天花板已经出现,无论是身高、速度韧性,我都不突出。可头一年,中国女排第一次成为世界冠军,看上去荣志行第一次进军世界杯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那真是一个梦想很容易成真的年头。

  但1982年1月10日,荣志行和他的队友们在吉隆坡以1:2败给新西兰,技术输给了身体,我格外悲哀,少年梦破碎,这痛苦没人能懂。

  那以后我就把技术最出众的巴西当成了我的主队。在北京五中,我是个平庸的学生,但侃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侃巴西人的行云流水,我比所有学霸同学都侃得好,可巴西输给了意大利,输给了罗西。日子继续黯淡无光,并且,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985年5月19日那天,我和我的高中同学早早就坐在高高的工体2看台上,等待着中国队的大胜,但国足甚至连小组都没能出线。那是一个混乱的夜晚,后来被刘心武和理由记录在了《“五一九“长镜头》和《倾斜的足球场》里,18岁的我本该加入发泄的人群,但我只远远地望了一望,便走开了,从工体到宽街,要走上很远才有回家的公共汽车。我是个老实孩子,很怕父母担心。

  我的叛逆悄悄地出现在一年后,1986年,高考前学生放假,我每天晚上假装熬夜复习,然后在球赛开始时悄悄打开电视机,看无声的世界杯。那天比赛结束,天已经亮了,为平复悲伤的心情,我独自走到家附近的景山公园,遛早大爷的收音机里在放《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帕瓦罗蒂,巴西点球输给了法国。

  那个夏天属于奔放的马拉多纳,在成为大学生之前,我有幸目睹了一个天才人生最耀眼的时刻。

  1990年世界杯开幕前,我所在的中文系终于拿了一次全校冠军,我作为主力替补躬逢其盛。但单薄的身体仍是我的短板,在毕业留言本上,一个名叫张彤的女同学写道:“足球场上总能看到你飞奔的身影,但每次和别人相撞,飞出去的永远是你。”

  那年大家毕业,“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世界杯就成了心不在焉的消遣。看球喝酒,然后是满地的碎酒瓶。

  到决赛时,多数人都离校了,我请尚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到家里看球。决赛开始时,多数人已经睡去。我强打精神,也只看了几眼。醒来时,联邦德国贝肯鲍尔已经带着一众弟子高举大力神杯庆祝胜利了。

  早上送走同学,一个人对着一桌子酒瓶烟屁,心下惶惶,不知前途在哪儿,未来如何。

  1994年世界杯,我每天和同事满北京城地跑出版社——为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书展备货。我们包了一辆“面的”,车厢里没有空调,闷热无比,我半躺在一箱箱书中间,醒来时倚靠的书箱上总会留下一片片汗渍。

  那年我曾经的主队巴西终于夺冠了,可球却缺少了桑巴味道,最后胜利的是现实主义。

  1998年夏天,我在驾校学车。之前从家里拿了五千块钱给同事炒股,时间不长,居然赚了两千多,这成了我学车的学费。

  《足球》《体坛周报》《球迷》,还有一堆“快报”,世界杯来的时候,所有的报纸都在炒这盘菜。印象里好多记者都去了法国,资讯丰富而琐碎,当时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央台做足球报道的那些人:张斌、黄健翔、刘建宏,他们和我年龄相仿,朝气锐气咄咄逼人,除了羡慕还是羡慕,而这些都成了在驾校班车上我和陌生人之间的谈资。

  那时,我已经到了外贸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作为老板的秘书,光明的前途正徐徐展开,像年轻的欧文一样,阿根廷人不构成阻碍,直捣龙门只是时间问题,球场上的十几秒,现实中的七八年吧。

  世界杯结束后不久,我拿到了驾照。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没有车开,它从未被使用过,直到若干年后因为没有年检而作废。

  强大的巴西没有顺理成章地夺冠,我也没能抵达终点。非典那年,曾经栽培我的老板做了我命运的裁判,一张红牌——我从岗位上出局了。

  2001年,中国进了WTO,也终于进了世界杯。中国队出线那天晚上,坐着同事的小奥拓,我们去了天安门、三里屯,专往人多的地方跑,每个人都十分亢奋。

  当中国队迅速从日韩世界杯赛场消失的时候,我正沉溺于西祠胡同一个名叫“饭局通知”的讨论版不能自拔。电影、戏剧、文学,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人,他们构成了我今日的大半个朋友圈,原来我内心还住着一个羞涩的文学青年。

  一起吃饭、看球;看完了怎么也得聊聊,再来一局;这么晚啦,吃个宵夜吧;走,去唱歌。网友聚会构成了2002年夏天的全部,世界杯和酒一样,成了调味品,兴奋剂。

  那是一届醉醺醺的世界杯,韩国居然进了四强。

  离开原来的岗位,事业生活突然变得很折腾。从2003年到2005年,我连续干黄了三个营生。2006年时,我正以写稿谋生,电视栏目撰稿,报纸杂志“豆腐块”,广告公司文案等等,也有一笔没一笔地在“博客中国”“歪酷”写博客,美其名曰:自由撰稿人。

  既得自由,不用上班,遇到德国世界杯,就想实现自己多年球迷的心愿,看一届完整的世界杯,最好一场不落。

  能看直播看直播,同时比赛的,一场看直播,一场看重播。那时熬罢一夜,我常常早上出门,油条豆浆下肚,体感由冷到暖,然后回家昏昏睡去。醒来时,往往已是下午四五点,天色渐渐暗黑。

  到齐达内一头撞翻马特拉齐,意大利狡黠夺冠,我的“行为艺术”终于圆满,但对于足球,对于世界杯,我的热情似乎已经耗尽了。

  世界杯开始时,我还是单身,到世界杯结束,我的第一次婚姻即将来临,这比意大利夺冠还出人意料。

  两届世界杯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换工作,结婚离婚,再比如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2010年,做口述历史已经两年多,对上百位老人个人生命史的梳理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参与策划和采访的《我的抗战》将在抗战胜利65周年时首先在搜狐视频推出,接下来是跟读库合作的全国十三个城市的巡回放映;新的优质的采访资源不断出现,亚运村、双井、清河,在北京不同的酒店里,白天,我跟不同的老人聊天;晚上,世界杯的比赛如期上演。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决赛。大量比赛被我忽略过去,那时的我,工作是更重要的事,镜头对面的老人才是焦点。

  印象里西班牙一直在传球,传球,输也1:0,胜也1:0,一直到他们举起大力神杯。单调,乏味,戏剧性在哪儿?这不是世界杯该有的样子。我喜欢悲欣交集,波澜壮阔,这些足球已经给不了我。

  2014年元旦,我在公众号“读首诗在睡觉”读了一首名叫《新年》的诗,春节前,爱情降临,我还没过过这么诗意的春节。

  和诗意相比,那时我更习惯的是远方,南京、上海、成都、昆明,上半年,我在这些城市间穿梭,每天坚持至少走一万步,再回到北京时,世界杯开幕了。

  世界杯的会标酷似一个巴西球员捂住了自己的脸,东道主输了1:7,巴西在哭泣,有人捂住了自己的脸,泪水顺着指缝滑落。

  那时微博早已取代博客,成了人们交流世界杯观感的所在,我欣欣然加入了世界杯吐槽大会,没有中国队,但有央视的解说,这就够了。

  德国夺冠时,我和女友一起看球,我说,四年以后,还是德国。

  我又出差了,在南京,跟朋友沿着长江走了三万多步,达成了我走路的最高记录。结束时,虽然疲惫,但兴奋、过瘾,这简直就是我那一年的缩影。

  2018年6月29日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结束时,我2014年关于德国队本届依然有戏的预测已经破产了。这给了一直把我当成资深专业球迷的女友一个好好奚落我的机会。德国队踢得很烂,出局理所应当,我的教训是,当年忘了还有世事难料这回事。

  这四年,四五十岁的老朋友有的跳槽,有的创业,有的老来得子,而我也在去年做了自己的口述历史工作室。

  这次看世界杯就成了忙里偷闲。因为忙,就格外看重闲,放大这闲的意义。开始也是每场必看,在家里弄点凉菜啤酒,正儿八经的,看着看着就不大看得动了,半梦半醒之间,看一眼比分,然后关掉电视。

  从11岁到51岁,世界杯记忆持续了四十年,人得服老,激情本就不多了,别为个球累脱了相。

  但世界杯的魅力真是挺大的,还会勾着我看,不过这届冠军是谁,我是真不大敢猜了。

  决赛结束,我更得管住我的嘴,四年太长,变数太多。(作者:张钧;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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