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

发表于  06/20 06:30   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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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企业家”的时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业家,也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一个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但是,近来人们发现一些中国的企业缺少那些掌握核心技术、符合人们期望的企业家,更缺乏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

  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为什么说中国鲜有企业家?这需要先来看看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基本特征。经验地看,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至少存在如下特征:

  第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如果企业除了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企业就很少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

  第二,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煤炭产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行业。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而转入能赚快钱的行业。

  第三,“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量企业没有自身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第四,依靠市场简单的、无限的扩张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第五,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到了中年,在企业碰到瓶颈的时候就成为单纯的消费者,有了钱就进行大量的个人消费,缺乏进取心。

  第六,大多数企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经不起折腾,企业“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样高。

  如果这些是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充其量也只是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有关联。“商人”的范畴要比“企业家”广,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义为“以别人产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也被称为生意人。中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工、商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工”指的是“工匠”,有技术含量。自近代以来,较之“商”,“工”更靠近“企业家”。

  在传统中国,商业的崛起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有关。商人作为独立的职业,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传统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处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由于人口众多,历代统治者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商人成为统治者眼中的末业。“重农抑商”是历代皇朝的基本国策,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有打压商人的政策。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是社会的蛀虫。汉高祖曾发过一道禁令,规定商人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马,子子孙孙都不得做官。汉武帝发令,商人不论登记与否,一律课重税。不许商人和家属拥有土地,违者土地没收,并充当奴隶。隋唐科举制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宋朝只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不过,官方的这些政策实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人的生活是有争议的。尽管商人在官方的眼中地位不高,但商人较之其他两个阶层(即农、工)更容易赚钱和积累财富,商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比农、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多朝代对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励商人购置土地、容许和鼓励商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过,历代皇朝的确有效遏止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商业社会。

 

以“企业家精神” 区分商人和企业家

 

  近代以来,商业已不局限于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成为企业家。

  这和西方社会构成了明显的对照。西方社会没有类似中国“四民”的区分,商人的地位历来就比较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历来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

  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的原来“创立”的意义,也就不会被视为“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给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上一代有显著不同,那么此接班人或第二代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

  所以说,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那么容易区分开来,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

  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提供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他归纳了实现经济要素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第一,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某种新的特性;第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经验上尚未通过鉴定的;第三,开辟一个新市场;第四,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第五,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

  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

 

  如果人们把社会对“商人”和对“企业家”的看法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

  在西方,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宗教革新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解释了企业家赚钱的合理性。企业家不仅无需对赚钱负有“罪”的感觉,更进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从上述观点来看,当下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也是为了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但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多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其次,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总体上,因为一些企业家缺乏强烈的使命感,企业难以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显然的:变化并不大;即使有变化,也是表象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真正的企业家仍然鲜有。

  这种“恒定不变”状态的因素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许多企业家仍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

  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遏制了企业家精神的产生。

  不管如何,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依然面临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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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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