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技术公司正在深度介入公共事务管理

发表于  04/18 06:30   约8分钟

当地时间2018年4月10日,扎克伯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科技和运输委员会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并就脸书数据被滥用等问题道歉。 邓敏(美国分社)/中新社/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18年4月10日,扎克伯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科技和运输委员会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并就脸书数据被滥用等问题道歉。 邓敏(美国分社)/中新社/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106年前的1912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一句话:

 “曾几何时,公司在整个商业事务中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可是今天他们成了主角,大多数人却成了这些公司的仆人。”

  威尔逊看到,当时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在跟非个人化的大公司和大机构打交道,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而且他认为,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在106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同样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和威尔逊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已经不再是他说的那种大机构、大公司,而是大型技术公司在主导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很多基础性的假设和理论,或者政府运行的形态,是建立在过去一百年工业形态的基础之上的,包括我们今天政治学里面常用到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基本职能,甚至国家政府和市场关系等等,都跟20世纪的大工业时代息息相关,包括现在很流行的监管政治学。

  在整个工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我们的整个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前提都要发生很大变化。我现在只是暂用“大型技术公司”这个词,其准确性尚待进一步检验。

  他们掌握着人工智能、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甚至量子通讯等等技术,这些“大型技术公司”,正在极大地改变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政府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该书主要讨论了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新技术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新的方式,将来有可能会颠覆大部分行业和他们附带的社会服务;而且也会极大地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的组织运行方式;甚至传统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都有可能潜在地被改变。

  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大技术公司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上,以及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们在淘汰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化组织形式的变化。此外,他们还制造了一个新型的政治空间,这是过去传统政治框架下的公权力无法触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领域,政府的公共职能已经处在加速被替代的阶段。原来由政府主导的一些工作,现在已经大幅度地退出。我们过去理解政府是governor,这个定义目前正在发生变化。

  Facebook个人信息泄露丑闻震惊了整个美国。根据原来年轻的一批美国互联网闯将的理论,在自由竞争的开放式网络市场内,Facebook本身无需监管,但目前看来,他们的这套理论显然失败了。Facebook这个例子证明大型互联网公司跟监管机构的关系,颠覆了传统工业时代的“政府——资本”二元模式。他们开始在政府职能无可替代的领域,与公权力部门展开深度合作。

  过去五年,明显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新技术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正在介入大量的公共管理事务。因此,具体的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新技术公司正在跟政府积极谋求合作,来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

  比如为打击电信诈骗,公安部与腾讯合作“麒麟系统”;广东食药监和阿里签署了打击网络食药违法的条款;北京地税和阿里在携手建立纳税的信用体系;重庆在和蚂蚁金服一起建智慧城市;阿里集团跟公安部刑侦局也采取类似合作模式建立钱盾反诈骗平台。

  互联网新技术还产生了大量的新兴政治空间。这些新产生的“政治空间”对传统的行政权力的实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之前我去深圳和广州调研时发现,当地的专业社工已经跟各种新技术公司进行广泛合作。虽然这些领域目前主要集中在公益服务和社会公益类,但这样一个模式,已经对于基层的党政组织架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去年调查深圳国际化社区时,发现在周边大范围社区的管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街道办、党组织、居委会了。

 

新技术催生政府的新型监管

 

  我的导师王绍光老师曾跟我分析过这样一个现象,公共安全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暴利资源制造、占有和使用完全是分离的;现在则不同,暴利资源占有和使用,比如大数据资源,统一地集中在一些大技术公司手里。

  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阿里、腾讯、百度、滴滴这些大型技术公司以极快的速度登上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舞台。目前看来,他们这种加速度式的发展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社会反应。

  虽然目前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特别表现出来,但其产生的政治效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政府运作模式。有一点值得注意,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与技术结合的方式,是好多发达国家无法匹敌的。而且,目前国内法律监管的框架、社会大众相对宽容的环境以及较高的社会期待,都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拥抱这些大型技术公司带来的新技术。

  首先,新技术公司极大地冲击了过去一百年的政府监管模式,以及附带的政策体系。典型的例子是滴滴打车、蚂蚁金服、阿里菜鸟物流等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尤其是一些金融领域资本的运行模式,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的政府监管体系。

  而且出现了一些较为极端的例子,他们在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在很多方面游走于一个没有行政权利覆盖的领域。总的来说,政府现在面临一个相当不确定的商业组织形态和资源分配形式。

  从政治学上来说,这是“行政权失效”——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认真考虑过的现象,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产生出了新的商业组织形态。

  以阿里为例,他们提出“五新”战略,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这几个“新”战略也可能会催生政府的“新行政”,因为他们终端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代表了一种基础设施样态,这非常考验政府的监管。

  通过这次剑桥分析事件我们也了解到,新技术公司已经广泛介入到政治权力和政治生活运行中,他们把Facebook用户数据分析和特朗普政治选举的运动深度结合了起来,但不得不说,政治安全管理系统仍缺乏和技术公司分享风险的意识,还缺乏互联网思维带来的预警机制和能力。

  面对这种新合作的浪潮,传统的政府行政体制未必能及时反应和跟随。而且这种合作模式与垂直化政治系统权力运行之间产生的规则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应对未来新技术公司在公权力领域的磨合问题,需要在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出台新型监管机制,优化社会合作机制。未来政府在面临社会复杂问题的时候,打碎问题扔给各个部门分开解决的方式将会逐渐过时,社会安全的监管需要一个复杂性、联动性、整体性高效协同的框架。(作者:樊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张快快 )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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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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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  2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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