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母职:跨国保姆的困境与挣扎

发表于  04/01 06:30   约9分钟

在中国内地,跨国保姆虽不多见,但跨境保姆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图片来源:东方IC

在中国内地,跨国保姆虽不多见,但跨境保姆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图片来源:东方IC

  “我偶尔会打电话跟我妈聊天。但又能怎么样呢?当她问起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时,我只能回答她‘还可以’。我不可能告诉她我在这里遇到了问题,因为她没办法帮到我。她能帮我解决经济问题,但其他问题…… 她会试着给我一些建议,但是我并没有多大兴趣跟她聊这些事。”

  当父母离开菲律宾去纽约谋求工作的时候,Jeek才八岁。八年过去了,他们一家人依旧无法团聚,他与母亲之间的情感隔阂越来越深。当已进入青少年期的Jeek被问及对母亲去国外当保姆有什么感想时,他说出了上面一段话。Jeek只是千千万万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守儿童中的一个,他的母亲也只是流入发达地区的庞大外来保姆群体中的一员。

  当社会化公共育儿体系无法与中产阶层女性在工作市场中与男性争取平等权利的需求相匹配的时候,在家庭中养育孩子的责任与部分成本就很可能被转移到雇佣保姆身上。比起雇佣当地保姆,无公民身份的外来保姆更受这些中产阶层的雇主的青睐。发达地区的政府也往往乐于利用跨国保姆项目转移其本应与父母共同承担的养育教育责任,母职的失落成为这些外来保姆不得不面对的种种困境中突出的一项。本文将主要以加拿大、美国为例展现这些女性的艰难历程。

 

养育后代的权利被剥夺

 

  与1970年之后所有针对从事家事劳动的外籍劳工的移民项目无异,加拿大政府近年来实施的保姆计划(live-in caregiver program)存在这样一个潜在假设,即雇佣这些劳工的行为是无法与其个人的生殖养育权利相兼容的。也就是说,政府假定或限制这些劳工只能作为单身人士生活在加拿大社会中,但这种一厢情愿的处理方式显然不符合现实。

  加拿大学者Sedef Arat-Koc曾撰文介绍跨境母职及其对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在Arat-Koc所调查的2000人中,52%的劳工是有孩子的。有一位受访者告诉Arat-Koc,有一次她的女儿来加拿大看她,却被雇主拒之门外,不允许在家中逗留,雇主对她说,“不要忘了你在我家工作”。在新加坡,菲律宾女佣被政府强制要求每隔几个月进行一次怀孕测试,如果被检测出怀孕,菲佣的工作许可就会立即失效并且被遣返回国。

  与此同时,不管是来源地政府还是接收地政府,都在对母性以及母亲的养育职责进行强有力的宣传与美化,甚至非法化母亲的失职。在菲律宾,一方面,这些迁移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因其不断汇回国内的钱财被政府奉为“国家英雄”;另一方面,媒体又通过炒作留守儿童无母亲照顾的痛苦而指责这些同时作为母亲的劳工失职。

  当接受地国家(如加拿大、美国、西欧等地)的女性踏入更多的工作领域并不必担忧自己孩子无人照顾的同时,这些来源地国家的女性劳工却在无声无息中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这种现象被称作“生育的阶层化”(stratification of reproduction)。政府鼓励有财力雇佣外来劳工的接收地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家庭或者女性生育后代,外来劳工原本应该倾注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情感、体力投入转移到了接收地雇主家庭的孩子身上,而培育这些劳工家庭孩子的成本以及此类雇佣项目的负面后果则被转移到了来源地政府,以及缺少母亲的来源地家庭上。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女性劳工是接收地国家平权进展的牺牲品。

  Arat-Koc在文中指出,迁移劳工可以被视作新自由主义国家理想的附属物,她们不仅隐藏了自己的养育权利,还掩盖了那些来自自由社会的雇主们对她们的依赖,这些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女性对其公民权利的行使、她们在公共领域中与男性对等的权利地位都建立在与男性相似的劳工市场参与模式之上——即由他人代为料理家务的基础上。

 

无法享受公民权利

 

  早至1970年代,政治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迁移劳动力是如何造福于接收地的资本与社会福利,以及这种劳动力如何分化了工人阶层。对迁移劳工公民身份的否认,以及他们与自身家庭的分离状态,使得政府只需要负担他们个人每日的生活所需。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福利,和照顾劳工留守家庭的成本一样,照顾失业、生病、残疾以及年老的迁移劳工的成本与责任仍旧需要来源地政府承担。一定程度上说,这些跨国劳工同时被来源地政府和接收地政府商品化,由于缺少劳动保护,只要雇主对他们的工作表现不满意,随时可以被雇主更换。

  “Stateless”这一单词可以被用来描述这些外来劳工的状态,这个词本意为“无国籍的”、“无状态的”,而在迁移劳工的语境下,它还意味着“无权利申诉的”。迁移劳工无法在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无论是自己的母国,还是接收地国家。尽管他们的母国理论上来说可以就劳工的基本人权与接收地国家协商谈判,这些国家往往不愿意去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往往是失去发达国家这些贸易伙伴和劳工项目所带来的汇款收益。

  Arat-Koc指出,接收地政府将这些迁移劳工视作“白板(blank slate)”——无历史的空白状态,但迁移劳工并非生活在第一世界大都市里的历史断层里,他们的历史向后延伸至他们的原生家庭,向前延伸至他们的现有家庭。

 

留守孩童的心灵创伤

 

  “我很嫉妒,非常非常嫉妒。她有一次曾告诉雇主家的小孩,有她照顾他们有多幸运,而她自己在菲律宾的小孩却没有母亲照顾。这很可悲,却是事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留守儿童。你能想象吗?”

  这段话也是Arat-Koc一名受访者的告白。受访者的母亲是一位在纽约工作的菲律宾女佣。这种跨国雇佣制的一大副作用就是被雇佣者与其子女的双重心理创伤,“被抛弃感”往往会伴随这些留守儿童一生。外来保姆和她们的孩子被剥夺了面对面亲密接触的权利,这种情景亲近感是很难被远距离电话替代的。另一受访者、一名外来保姆18岁的女儿Theresa 说,“电话通话是不够的。你不能抱她,不能亲她,不能感受到她。什么都不能。你无法感受到她的存在。你所得到的就只有空话。我想要的是一个在我身边的母亲,看着她慢慢变老。当她生病的时候,你是那个照顾她的人。而当你生病的时候,她是那个照顾你的人。” 尽管这些孩子能够表示理解母亲的难处,“被抛弃感”却如影随形,如同手术后所带来的难以控制的并发症。

 

母职失落的症结

 

  进入工作市场的中产阶层女性无法亲自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不得不雇佣外来保姆,而外来保姆为维持生计不得不离开原生家庭,已婚有子的无法亲身抚养自己的孩子,未婚的则受到接收地政府政策的约束难以成家定居,这一连串怪象所揭示的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弊病。

  新自由主义限制政府介入,因而政府的公共育儿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无法与中产阶层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需求增长速度相匹配,养育孩子的责任则完完全全转移分散并内化到各个家庭之中,大大加重了了中产阶层女性的育儿负担。同样作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手段,建设公共育儿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成本远远高于与第三世界国家签订劳工合约,于是廉价外来劳动力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使得这些外来保姆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而这样一种劳工协定并不仅仅局限于保姆市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之间签订的贸易协约。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该协约利用着不对等的劳动力输出以使美国与加拿大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并将这一收益的成本转移给了墨西哥。来自墨西哥的“季节性移民工人”像候鸟一般一波又一波地来往于墨西哥与北美两国之间,却从未被给予公民身份。女性劳动力由于更为廉价,更受雇主青睐。在北美的番茄种植园里,不少墨西哥女性一干就是二十几年,她们最初的打算是在北美两国结婚、定居、生子,最终却发现自己“事实上嫁给了公司” 。

  在中国内地,跨国保姆虽不多见,但跨境保姆已然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大量偏远地区的女性劳工不断涌入诸如上海、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其中很多被大城市中的中产及以上的家庭雇作保姆来照顾家中的孩童,雇佣行为与女性劳工生育权利之间的不兼容同样存在于这一群体中。为打破母职失落的怪圈,公共育儿基础设施的建设任重道远。(作者:宛静怡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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