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从整体和风险角度认识降成本

发表于  2017/12/19 06:30   约6分钟

刘尚希:其实成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问题

刘尚希:其实成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去年到今年,国务院及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降成本的政策措施。需要政府推动降成本,自然是当前成本太高了。那怎么理解成本太高?为什么成本会高?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可能无法真正实现降成本。

 

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依然是低附加值。一些地方当年的经济增加值已经低于当年的总投资,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直观地从会计成本的角度来看,成本高就是原材料成本高、能源成本高,还有销售费用、管理成本、财务费用高,这些都构成企业的成本。

  单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的各项成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其实成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问题。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又是收入。

  所以,从整体来看,降成本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这边降了,那边就少了,比如降了工资,人工成本虽然下降了,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减少,这就涉及分配的比例关系。如果仅仅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就很可能形成一个跷跷板,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降成本要整体考虑,统筹施策,很难针对局部去降成本。

 

高成本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

 

  我认为,以下六个方面导致成本趋势性上升:产能过剩、杠杆率高、库存多;研发投入不足;人口老龄化;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缺失。这些成本之所以会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随着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事实上,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全球经济及我国的经济也进入“风险经济”状态,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无疑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从定价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说的定价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或者说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而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改变,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或者说是以未来风险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新认识市场的定价机制。按照历史成本定价与按照未来风险定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以前那种基于所谓的供求规律——供大于求就会降价,供小于求就会涨价;而是基于供求双方的风险判断,风险上升,就会涨价,风险下降,则会降价。比如煤炭、钢材的产能是过剩的,政府正在推动去产能,结果去年下半年出现了煤炭、钢材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这用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是无法解释的。是去产能减少了产量,导致价格上涨,还是需求突然大增所致?这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供求双方对风险的判断。

  对风险的预期比实物交易行情更能决定价格的走势。风险预期改变了行为,行为改变了供求关系,从而改变了价格。从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关联中不难发现这一点。再比如现阶段的资金是相对过剩的,但是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除此之外还有抵押,抵押要评估,担保还要有再担保,这就产生了交易费用,所以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就很高。

  当定价机制按照未来风险在定价的时候,风险水平全面上升,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就都会提高。

 

现在的成本实际上是风险的转化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能企业去污染,而让政府来治理。社会领域的风险都在内部化,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信用风险普遍增高,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

  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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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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