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先富群体?

发表于  12/08 06:30   约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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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保持稳定,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大势没有改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处在合理区间。

  12月4日,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说:“30年前我们就说好了,要先富帮后富,如今无数人富起来了,富到定小目标赚一个亿,富到一月挣几十亿很痛苦,中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这是富人的耻辱!”

  此话一出,引爆了大家的朋友圈。

  这个话题之所以引发大家如此关注,说明先富与后富问题,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结。在“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理念的指导下,现在确实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有的甚至可以说富得流油。但毋庸讳言,在共同富裕的方面,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和不容忽视的矛盾纠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缩小收入差距的美好生活需求,我们该如何作为?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群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有亮点,但未出现显著拐点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保持稳定,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大势没有改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处在合理区间。

  农村减贫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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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收入差距拉大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首次显著高于城镇居民,扭转了过去城镇居民增收速度长期快于农村居民的局面。由于居民收入城乡间、地区间、高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均有缩小,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延续了十八大以来总体不断收窄的趋势。这表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正在发挥作用,居民总体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得到改善。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2016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约为61.7%,继续延续居民收入占比稳步提高的趋势。十八大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有了大幅提高,2012年打破了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而2016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进一步上升为51.9%。

  中等收入者比重明显扩大。综合考虑绝对和相对标准,如果利用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入中位数的66.6%、300%作为我国中等收入者定义的下限和上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约为4.88%左右,2007年达到14.33%左右;而在十八大以后,中等收入者比重进一步显著上升,到2013年达到24.03%,在2016年约为34.79%。如果十九大以后延续同样的增长速度,则中等收入者比重到2020年有望上升到50%,实现过半的目标。

  但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从而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并不能由此判断收入差距水平会脱离政策而自动稳步下降,也不能认为我国分配差距出现了显著拐点。

  当前,只有“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下降”和“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两个指标出现好转,其余指标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善,如“居民收入增速下降”“高低分位收入比增加”“财产性与工资性收入比上升”和“收入流动性下降”。

  综合所有指标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仍在高位运行,城乡一体化带来的结构性改善还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因此,十九大报告作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的准确判断。

 

展现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

 

  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资本价格上升较快,资本回报率不仅没有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甚至在持续提高,这是构成我国收入差距保持高位运行的重要原因。

  因此,收入差距较大,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紧密联系。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基尼系数水平较高,但经济开放度、活力及创新能力远高于基尼系数较低的欧洲国家。当前我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不能超越阶段走向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模式。

  应差别化对待先富群体。对于先富群体,要把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法收入,与合法合理收入区别开来。把依赖行政垄断所带来的高收入、来自于国有资源非法转化为财产的高收入等,与勤劳致富或创新创业带来的高收入区别开来。

  过去,向公共环境要效益、向公共资源要财产的行为,使得一些人资产迅速积累。某些暴富群体,把国有资源以低价源源不断地贱卖以获取高额利润。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更是助长了财产存量的分化。

  可以说,中国居民过去财产的飞速积累,并不完全来自经济能力的提高,有一部分是来自制度的不健全和政策监管的失位。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高收入群体应该着重清理,消除不合理的灰色收入来源,为公平竞争扫除障碍,并为创新型生产要素发挥更大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有直面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政治勇气。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大亮点是不回避,直接指出影响当前国民福利和居民幸福感的主要问题。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我们党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多方面,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最根本的,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结构不平衡,这就带来持续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

 

坚定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制度自信

 

  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居民收入占比、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的问题,成为十九大报告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是根本着眼点,通过再分配政策来降低收入差距水平是重点。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增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在“调高、扩中、提低”方面持续发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居民收入有保障、差距水平会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能同步”的共同富裕目标。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近年的事实来看,虽然资本产出率呈上升趋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水平没有显著增加,这表明,虽然经济的初次分配差距在扩大,但由于政策的强力调节,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有显著改善。

  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是导致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政策的调节对缩小收入差距有效果。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政府强力调节收入分配的一切条件。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都能有效干预收入分配,更不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具备的干预职责和能力。国家力量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平规则制定等方面的集中化改造与动员执行能力,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具备的优势所在。

  坚持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我们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概念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要增长,即保证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二是增长要有包容性,即进一步采取居民有较强获得感的增长方式,让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三是注重共享型发展,即在发展的过程中让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能更多地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必将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坚定资本管制的制度自信。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始终坚持必要的资本管制,这一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尤其重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保持对资本流动一定程度的管制,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劳动者基本权益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一道制度屏障。

  目前,我国对非法投资与合理致富有所区分,对于非法投资或恶性做空等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为,必须在法律框架下给予必要的打击。特别是当前各种形式的恶性资本外逃规模不容小觑,可能成为我国潜在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因此,在资本不断强势回归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对于资本适度调节的制度优势。对于纯粹做空实体经济的恶性资本投资,必须给予一定的监管,从而严防资本过度回报给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严重侵蚀。(来源:半月谈,编辑:任琳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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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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