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五重含义

发表于  11/05 15:56   约9分钟

  FT中文网11月1日刊登了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的文章《十九大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五重含义》,针对十九大报告中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入分析这个重要转变将会对未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的深刻影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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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将对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变涉及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五个核心问题。

 

首先,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总量,所以决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总量上。虽然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在2004年,中国经济只排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说刚刚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经济总量和其他国家差距太大,只有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得非常清楚,邓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但是发展到今天,总量当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结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比如金融业。从总量看,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达8.4%,超过了美英日,似乎已经发展过度。但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接近50%,更是远远超过美英日,中国居民拥有巨大的资产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储蓄能否被有效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成长的关键。例如,新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相比传统的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可能帮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改进融资结构的结构问题。

  又比如产能过剩。中国目前每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8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且超过第二到第十五的总和。不光是钢铁,中国目前已经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产能是严重不足的。例如,优质教育的供应远远不足,医疗服务同样如此,所以,泛泛而言中国产能过剩,意义并不大,现状是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可见,这些问题,都只能用结构性的思维来解决,总量思维只会误入歧途。

 

第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上升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是怎么把饼做大,多数国家,应对不平等只能通过提高税率,而这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中国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能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财富分配。例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既能够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需要户籍和土地改革有进一步推进。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财富分配恶化的问题,特别是中间阶层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下降,经济呈现空心化。所以,如何避免两级分化,保证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是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从硬需求向软需求转变

 

  国际关系中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实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投资固然重要,软实力也不可或缺。中国古人早有类似的智慧,《论语》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对于物质的硬需求就会相对下降,而对服务、文化和环境这样的软需求相对上升。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这一点。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经济的52%,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服务业的发展,既能满足需求,又能拉动经济。

  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核心在于尊重多元。服务的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当然,这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得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所谓“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做出回应”。

  所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过去几十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已经崛起。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优势,但需要直面消费者的服务业,则是民营经济的优势。政府职能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是未来国家治理的一大挑战。

 

第四,从增长到发展

 

  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发展包含的概念则要宽泛许多,包括收入,环境,分配,法治,健康,教育等等。当然,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更高的收入水平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发展水平。简单地说,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但两者并不必然是同步的。

  同时,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低收入阶段,大部分是成本竞争,环境的标准很难定得太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环境持续恶化,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增长目标和债务问题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而出口则受制于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的环境。因此,保增长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资上,这也是为什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去5年,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都在15-20%之间。而由于高库存,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大幅放松。

  换言之,要增长就需要投资,要投资则需要融资,融资则债务上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9年的19万亿上升到去年的60万亿,而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仅从10万亿上升到13万亿,这个融资缺口只有靠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手段来填补。因此,不论是去杠杆,还是打压影子银行,都和增长目标存在着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能够容忍增长的适度放缓,腾出空间处理发展和增长可持续的问题,以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反而,如果靠牺牲环境,坐视房地产恶化,通过加杠杆也许在短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但人民的满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长期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妨将GDP增长目标转变为GDP增长底线,而底线则不妨定得低一些。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对人生目标和底线的设定差不多,那么很可能过得比较辛苦。反而是只要在底线之上,都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比较容易快乐。

 

第五,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已经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一事实。这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和过去有明显不同。

  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5万美元,类似日本80年代中期和韩国90年代后期。统计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明显减速,原因很简单,低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高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技术,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容易两头不靠。

  但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巨大的国内市场,政府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都有助于在技术上继续赶超。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助于保持低成本的优势。而最关键的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农业历史中形成的家庭纽带,工作伦理和世俗理性,这些文化因素,既是过去也是未来的最大优势。

  以上五点,就是笔者对社会主要矛盾36年来首次改变的理解。现在中国已经不再贫穷,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历史的大视野下,中国文明仍在过去200年来,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之中,虽然无数先人所期盼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坦途,也许就在前方不远处。也在于不忘记过去的成功,正是从务实的心态,而不是某种非黑即白的理念出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勇于试错,这样才能解决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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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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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已经不再贫穷,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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