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女性的选择权,产房悲剧也许能避免

发表于  09/07 10:51   约9分钟

无痛

这些讨论背后都折射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家属、医院乃至社会对孕妇的真正尊重。

  近日,陕西榆林一位产妇,跳楼自杀的悲剧在勾起不少产妇对疼痛的记忆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产妇、家属、医院三方角色的讨论。

  截止目前官方权威调查尚未公布,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产妇死于自杀,而究竟为何自杀,医院和家属却各执一词。围绕“谁拒绝了剖宫产要求”这一问题,医院一方拿出监控视频和家属签字,证明其履行了医疗行为的相关要求;而家属一方坚持他们已经同意剖宫产,是医生在检查后给出不需要剖宫产的结论。

  相关事实有待澄清,但类似事件已经不止一起:是什么导致了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如何才能避免悲剧不断重演?

  在相关讨论中,人们在寻求真相的同时,也在探讨医疗规范问题。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将“患者和家属的同意”作为医疗前置条件,这是对患者决策权和知情权的尊重,也是对医患关系之中医生临时处置权的限制,长远来看是对患者的保护机制。这种做法在很多国家都是惯例,但在现实中,法律的规定往往遭遇考验:比如,责任权限的划分、经济效益的考量、落后观念的制约……

  因此,在讨论类似悲剧中,有人指出,为了完成卫生部门的顺产指标医院具有倾向性,有人质疑具有专业判断的医生通过签字转移责任是否妥当,有人认为家属在婴儿成长和生“二胎”等现实考虑中会倾向顺产……

  这些因素在签不签字问题上增加的或多或少的犹豫,对临产的孕妇来说,让她们遭受了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更为极端的情况是酿成了生命的悲剧。

  由此看来,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不仅需要医患双方在医疗行为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更应该在价值观念中凝聚起更多“产房里的共识”。不论是舆论在这起事件中关注的“产妇多次要求剖宫产但没得到相关方积极回应”,由此引发的关于患者自决权的争论;还是在医学界热议的剖宫产临床指征,以及无痛分娩技术在中国发展的困境。这些讨论背后都折射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家属、医院乃至社会对孕妇的真正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是尊重孕妇在面临难以想象的生产痛苦时的自我选择,更应该是对“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人本精神的回归。

  应当看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有关医疗、法律的常识越来越普及,但一些更加重要的常识同样需要不断重申,比如对生命和个体的尊重,而后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常识。无论是医院还是家属,如果能更多关注产妇的个人感受,尊重她的自主选择,许多悲剧也许就能够避免。

  女性分娩是一件伟大的事,也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不仅需要格外有力的技术手段和对风险的清醒预估,更需要对她们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关怀,而不是止于制度,更不能只有利益。这样,悲剧或许会少一点。(作者:桂从路)

 

相关链接:无痛分娩这项技术,全中国只有 1% 的产妇享受过

 

  麻醉剂被发明出来后,曾经有几十年不让分娩女性使用。而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不到 1% 的“幸运儿”能够采用无痛分娩,而美国的这个数据是 61%。

  医学研究表明,产痛的疼痛程度仅次于烧灼的剧痛和肝肾结石的绞痛,是排名第三的疼痛。根据国外的统计,大约只有 1% 的幸运产妇感觉生小孩不太痛。

  在我目睹的一次分娩痛体验活动中,准爸爸们在肚皮上接上可以用电流模拟宫缩刺激的分娩阵痛体验仪,两位准爸爸中的一个在 4 级疼痛时便全身颤抖,赶紧叫停,另一个坚持到了 7 级,几秒钟之内,他面部抽搐,出了一身冷汗。

  而分娩期间,产妇可能要面对的是 10 级疼痛,而且疼痛通常需要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

  产痛源于一波波的宫缩,那是一种有间隔性放射性腹痛,经常伴随着腰痛。对初产妇而言,疼痛时间往往很长。仅仅潜伏期就有平均 8 小时,而进入快速进展期的时段,疼痛会更为剧烈。

  除了产妇自身的因素,产痛还跟胎位有关,当胎儿是枕后位——即胎儿面向母体的前方而非尾骨时,产妇会体会到一种持续性的压迫型腰痛,这种腰痛在宫缩期间也不会缓解,因胎位导致的腰痛性分娩期间,产妇几乎没有喘口气的机会。研究还发现,中国人产程通常要比欧美妇女长。

  寻找有效减缓产痛的方法,是全世界女性从未停止过的探索。但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对分娩痛的医学干预一直不是主流,在普利策奖图书《天空的另一半》中说,“麻醉剂被研发出来后,几十年来不让分娩妇女使用,因为妇女受苦被认为理所应当”。

  19世纪,产科医生辛普森曾经断言:“医学界一直反对使用分娩镇痛,但作用不大,我们的产妇一直在给我们施加压力,分娩镇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0 世纪早期,一位美国女记者写道:女性们呼吁医生,要是能成功帮她们从产痛中解脱出来,就能使“一半的人类免受这个古老的折磨,而另一半人(男性)是永远不会懂得这种折磨的。”

  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在欧美国家,分娩变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产物,在产妇们夺回自己对分娩控制权的呼声中,不使用药物干预的“自然分娩”再度盛行,著名的拉梅滋呼吸法便是出现于那个时期。

  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硬膜外镇痛(一种区域麻醉)形式的分娩镇痛开始大幅流行,根据当时的数据,1981~1997 年间,在全美的各大医院,硬膜外镇痛分娩的比例有 2 / 3。

  最初,中国并没有落下很远,1964 年,因为怀疑产程早期的分娩镇痛有可能延长产程,增加剖宫产的概率,在上世纪,妇产科内部的主流意见大多是宫口开到 5 厘米以上才考虑进行硬膜外镇痛。

  直到 2006 年,基于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和美国麻醉医师学会分别发布了临床实践指南:“在产程启动后,产妇对镇痛的要求就是分娩镇痛的指征(而不是宫口的大小)”。

  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产科麻醉研究上的一个巨大进展。

  而在 2004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尽管相关技术 20 年前就已经成熟,但中国年均 2000 万名产妇中,迄今累计只有约 1 万名享受到了无痛分娩,比例不到 1%。”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麻醉科的胡灵群医生很吃惊地知道了那个 1%,当时在美国,官方发布的分娩镇痛率是 61%。

  经过两年的筹备,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同年,由胡灵群带队的“无痛分娩中国行”团队来到了中国,他们期望通过对医护人员和产妇的教育来提高中国无痛分娩的使用率。

  在 10 年内能让中国顺产产妇中无痛分娩的使用率达到 10%,并使得生产过程中并发症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剖宫产率的下降。

  尽管已经有了很多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无痛分娩的安全性,为了避免所谓的“不良影响”,在剧烈的产痛下,大量的国人选择了剖宫产。

  中国产妇于家属对无痛分娩最大的担忧在于它的安全性,会不会对胎儿有什么影响?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下称“红房子医院”)麻醉科主任黄绍强表示:“现在的硬膜外麻醉所用的浓度只有手术麻醉时浓度的 1/5~1/10,到达胎儿的剂量微乎其微,其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在由哈佛大学医学院布列根妇女医院的产科主任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提到,硬膜外间隙注入药物,不是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进入胎儿体内的药物是极其微量的。

  “生孩子过程中使用的口服、肌注、静脉等其他途径给的药物的一部分是要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的,硬膜外给药最大的不同是胎儿接触镇痛药物的微量性,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对于大部分中国产妇而言,“无痛”还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稀罕事儿。目前的中国,“无痛分娩”通常被作为一种“奢侈品”而非基本医疗需求,只有极少数的地区,比如珠三角,把这项技术列入了医保范围,在某些地区,无痛分娩甚至尚未列入收费目录。

  而对医院而言,它需要增加对麻醉医生和产房的投入,可又不在国家发改委的定价标准里,于是,从医院财务角度来看,分娩镇痛似乎成了一项不划算的投入。

  产妇分娩是否痛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反映了一种生育文明。(作者:李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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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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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分娩是否痛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反映了一种生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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