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潍坊能发展均衡城镇化,武汉却“一极独大”?

发表于  01/03 06:30   约9分钟

  从中国夜景灯光地图不难看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地位毋庸置疑,呈现空间连绵发展态势;长江中游、川渝城市群趋向中心集聚发展的态势;而山东半岛城市群较为特别,呈现均衡网络化的空间形态。那么,究竟集聚城镇化还是均衡城镇化是更好地城镇化模式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

中国夜景灯光地图。

中国夜景灯光地图。

 

均衡城镇化是城镇化模式的典范?

 

  一直以来,教科书中提倡“大中小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均衡发展”,将城镇体系金字塔结构作为城镇化的典型范式。克里斯塔勒在其1968年出版的《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就是典型的金字塔形城镇体系。中心地理论系统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从商品需求和城镇职能的角度出发,依托城镇形成一定的等级中心体系,覆盖全部市场区域。中心地理论以德国南部地区为实证案例,该区域步入了以中小城镇为主的高度城镇化阶段,具有一定等级规模体系,空间形态均衡分布。

  毋庸置疑,德国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均衡城镇化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城镇化模式。其一,形成了互补共生的高效率城乡空间格局,通过核心城市将小城镇有机组合,进行功能分工和互补协作,避免了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其二,实现了城乡等值化发展的高水平一体化目标,突出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发展,有效缩小城乡生活的差别。

  山东半岛与德国类似,通过城镇协调发展实现均衡格局。不同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态势,山东半岛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就近就地多元路径实现本地城镇化。

潍坊是山东省本土均衡城镇化的典型代表。

潍坊是山东省本土均衡城镇化的典型代表。

  潍坊是山东省本土均衡城镇化的典型代表。潍坊市域人口九百多万,其规模位于省域前列。且人口规模相对稳定,2010年净流入31万,仅占户籍人口比重3.54%。人口流动以市内流动和城乡流动为主。镇村体系趋向扁平,村庄的福利池作用显现,城乡兼业双栖现象凸显,城镇化发展较为均衡。

  潍坊均衡城镇化背后有其必然原因。其一,虽然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对人口具有一定吸引作用,但山东整体县域经济发达,县级市和县城吸引力持续增强,这就类似德国小城镇地区,将人口红利留下,为均衡城镇化提供了前提。其二,安土重迁文化传统促进本地城镇化。受“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传统影响,与国内中西部地区长距离“候鸟型”模式不同,而是短途便利的“城乡兼业”模式,潍坊出现“离土不离乡”的就近就业现象。其三,潍坊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区,交通条件便利,也为均衡发展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潍坊城乡双栖、工农兼业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城镇化,是一种“不完全城镇化”,长远不可持续。从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角度看,“工农兼业”的就业方式无法满足工业和农业对稳定的、具备专门技术能力的劳动力的要求。“城乡双栖”的居住模式,从长远看政府在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上财政投入“不经济”。

  但从微观机制上说,这也是村民的“理性选择”。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每个家庭都会做出“理性人”的决策,做出产业比较利益和城乡比较利益的分析。产业比较利益主要体现在第二、三产业在产业效率、就业带动和产业收益回报等方面相较于第一产业的优越性;而城乡比较利益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教育、公共服务的水平以及土地户籍制度红利等方面的优势。产业比较利益和城乡比较利益共同决定农民县城非农就业和城乡双栖的选择。面向最佳的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农民以获取家庭最高的可能收入为导向就业分配。家庭中最具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进城务工,老人及市场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力留守和务农,也有部分人在附近城镇兼业。因外出务工收入较高,此部分人群比例较大。集体所有土地被作为应付从事不稳定非农产业风险的手段,解决了增加收入和稳定收入目标的矛盾。在当前城乡户籍和土地制度不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外出务工农民基于农业户籍“红利”不愿放弃农村户口、进城而不转户的比重将居高不下。

  以潍坊为代表的均衡、就地城镇化模式,规避了很多“候鸟式”外出务工的社会问题,城乡空间均衡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城乡双栖的“低水平均衡”发展的现象。因此,需要引导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分布与产业经济发展相契合,形成若干发展高地,同步推进县域支撑的城乡一体发展,稳步实现“高水平均衡”。

并非所有区域都适合均衡城镇化模式

 

  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实现均衡城镇化,或者说,并非对所有地区来说,均衡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绩效和社会效益“双高”的结果。湖北省武汉周边和西藏地区就是两个反例。

  湖北省城镇化空间形态相对集聚,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孝感、黄冈、黄石、咸宁、鄂州五个地级市,及仙桃、天门和潜江3个省直管县)作为典型的单中心集聚型城镇圈,武汉“一极独大”的发展态势明显。

  其一,经济发展层面,武汉城市圈整体GDP占全省比重下降与武汉GDP占全省比重提升并存,武汉极化加剧。其二,城镇建设层面,次级城市培育不足,武汉腹地整体带动能力偏弱。仅武汉-鄂州地区有连绵发展态势,而与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咸宁等地尚未出现空间一体和紧密联系的发展格局。其三,产业发展层面,企业向武汉单方向集聚,武汉产业溢出效应不明显。无论是劳动、资本密集型企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武汉各类型产业的企业数量均超过武汉城市圈的80%,其中金属加工占比最高,为93%。而且,武汉非核心功能集聚态势仍在继续。武汉中心极化明显,次级城市培育不足,企业布局呈现以武汉为核心集聚等特征。

  究其原因,与其地理格局和文化背景有关。从自然地理格局来讲,武汉城市圈呈现出典型的水系密布、山体环绕格局,这不利于大型城市群的培育。湖北号称“古时云梦泽,当今千湖地”,江汉平原地区众多的湖泊大都是古代云梦泽淤塞分割而成,集中分布于长江与江汉之间。据测算,武汉城市圈山体、水系占比分别为27%与9%,大于上海都市圈(13%与10.2%)、郑州城市圈(22.5%与3.1%)、成都都市圈(21.7%与2.9%)相应数值。在长江横穿、湖波密布、水系纵横的武汉城市圈地理格局影响下,城乡建设空间难以连绵布局,阻碍了区域综合交通系统的网络化构建。

  从历史地理格局来讲,湖北历来农工商发展滞后,历史上既非主要产量地区,亦非主要商业、手工业地区。明清以前,湖北地区依然城镇数量偏少,州府、县城数量在全国排名靠后,且各州府人口规模较小。直到清末,鄂东及江汉平原地区人口迎来快速增长。近代时期,武汉及周边地区迎来人口大爆发,但这种增量主要集聚在武汉地区,周边城市人口一直较为平稳,百余年来基本未有大幅增长。

  从文化背景来讲,湖北人安土重迁的思想不明显,相反,拥有“敢为天下先”的冲劲,对本土眷恋的情怀相对较弱。可见,历史原因奠定了武汉城市圈单中心发展的态势。千湖之地、低经济密度、低城镇密度、低人口密度奠定了武汉单中心集聚的发展态势,偏弱的经济基础与发展条件使得武汉城市圈的外围地区较难成为大规模经济集聚的地区。

  类似的,西藏地区也是适合集聚而非均衡城镇化模式的典型案例。西藏城镇的发展并非是基于工业化逻辑和规模效率导向的。西藏有其地理文化的特殊性,地广人稀,生态脆弱,宜居区域的面积相对较小,而且是具有独特宗教信仰的游牧型地区,肩挑守边卫国的责任。解放之前,农牧生产与宗教生活并重,农牧人口呈现季节性流动,城镇几乎都在宗教影响下形成;解放之后,在行政管理和国防要求导向下建设城镇;改革开放以后,西藏旅游和边境贸易推动城镇发展,但由于气候条件,西藏并不能像云南大理、丽江一样,吸引大量定居或常住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常住人口规模相对平稳,分布相对集中在两江四河交汇地区。可以看出,大面积均衡城镇化模式不符合西藏的现实条件,西藏没必要过度追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需要重视中心城市和部分小城镇的建设。

  无论是集聚城镇化还是均衡城镇化,都有其形成的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化渊源。类似山东、河南等人口密度较高的平原地区,更适用于均衡城镇化,但需要避免“不完全城镇化”现象;而类似湖北、西藏等具有自然隔离、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地区,集聚城镇化可以凸显经济和空间的规模效益,过度追求均衡反而造成自然生态的破坏和整体空间效率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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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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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珺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城市规划师 /  4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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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潍坊能发展均衡城镇化,武汉却“一极独大”?

无论是集聚城镇化还是均衡城镇化,都有其形成的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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