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一步如何突破?

发表于  2016/12/16 06:30   约11分钟

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或是从历史视角分析,还是量化实证数据都得不到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的结论。

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或是从历史视角分析,还是量化实证数据都得不到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的结论。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大幅下滑的三重判断

 

  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了,才导致实际增长率下降,是这么回事吗?尽管潜在生产率无法严格确定,但可从三个方面判断它并没有大幅下滑:

  其一,即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像任何国家的经济一样,其潜在增长率也一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绝不会在短短几年内就下滑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达3个百分点。

  其二,由于政府行政垄断、主导经济、国企做大的现象愈演愈烈,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严重挤压,各类资源配置扭曲大幅度上扬使得原就不高的配置效率持续下滑。加上民间投资、消费双双下滑,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改善,从而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怎么可能更为接近呢?

  其三,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威力。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会产生极大的意外效果。如1978 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带来到20 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的超额实现;1992 年中国经济面临困境之际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定调,给中国带来二十多年的经济大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又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十多年,从入世时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跃居第二大经济体。

  因此,只要通过真正制度性、市场化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同等对待民营经济,社会和企业的信心肯定会为之一振,经济增长就会有大的改观。2015年7 月,Anton Cheremukhin 等四位俄裔经济学家在NBER工作论文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 中通过标准宏观分析工具的量化研究对1953至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并对2012至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预测比较,其结论是改革与不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年均增长率相差近3个百分点。

  所以,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或是从历史视角分析,还是量化实证数据都得不到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的结论。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到位,现代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有希望逼近潜在增长率而不是拉大负向缺口,并且中国未来5年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在7%以上。

 

解决经济增长下滑要明确“谁去做”和“怎么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差距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变得如此之大且越来越大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许多领域市场化改革推而不动,甚至是倒退,民间信心不振,导致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的严重激励不相容,在稳增长短期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也出现严重偏差,没有解决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间的辩证关系,没有解决好“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方向性问题,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当前中国很多不作为与反向作为现象同时存在,与对“谁去做”和“怎么做”没有明确,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解、误会有很大关系。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界定为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无疑,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调及其实现目标是非常精准、正确的。

  然而,要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首先需弄清楚哪些部门最严重。不难发现,库存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高杠杆和高成本地方也是国有企业,短板最严重的则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地方,民营经济没有平等对待的地方。如不弄清楚原因,不对高库存、过剩产能、高杠杆、高成本和短板背后的制度问题进行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过多的作用,又怎能从根源上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问题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注重两个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注重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否则会造成各种问题和危机,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问题也十分严重:社会公平正义有所缺失,存在贫富差距,贪腐现象,生态严重恶化,没有处理平衡好发展和治理逻辑,导致成就和问题两头都冒尖。

  辨析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应该按照实验物理学的基本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那就是,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下才取得的。

  然而,现实中,许多的改革正在往回改,又回到政府主导的老路,就是一旦遇到问题,就惯性思维式地回到老路,就想到或仍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去解决。如,由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去一降一补”的机械理解,各级政府更是通过层层分解的任务指标以行政手段来解决本应由市场和企业自主解决的问题,使得问题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实质解决,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有赖于法治、执行力和民主监督

  

  政府最根本的职能,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建立一个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之所以会有上述问题,关键是政府的定位没有得到合理界定。中国的政府本质上还是一个发展型全面政府,过于注重发展的逻辑,却忽视了治理的逻辑。

  由于政府既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更是改革的对象,这就决定了下一步改革的艰难性。那么,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将全面深化改革引向深入呢?即如何从政府自身的改革入手,来使之成为一个个改革发动机?如何确保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如何在加强治理的同时,又不对发展产生太大副作用?这些问题就牵涉到政府治理本身,在笔者看来一个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的善治实现依赖于三要素——法治、执行力和民主监督。

  其一,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的。一个好的法治环境,可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只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

  其二,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和发展的驱动力,则必须从法治、激励和理念三个维度推进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发现和培养改革发展的开拓良将,将那些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或一把手的位置上,使之成为一个个改革发动机。

  其三,没有民主监督问责,没有责任边界的划定,没有社会和媒体的监督,这样的政府治理体系将是涣散失效的。中国还需要高质量的量化指标作为目标,否则就没了努力方向,也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发展,推动改革,不再勇于创新。

 

重视改革的艰巨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灵活运用“明道、树势(顺势)、优术、抓时(择时)”四位一体的方法论。并且,对于改革方案的制定方式也需要重新设计,以确保独立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当前中国改革空间异常狭窄,来自于利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双重夹击,使之充满着对立和冲突,具有很大变数。我们要有十足的紧迫感,改革不能再拖,越拖越麻烦。现在很多改革问题就在于没有从方案落实到制度,从制度落实到政策,从政策落实到行动,执行不下去。基本是上面踩油门、中间挂空挡、下面踩刹车,改革决议和文件在许多方面处于空转状态,甚至由于目标、方向的混乱,反而出现文件与文件打架,改革的推动上存在困难,令人十分忧虑。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按照现在的改革做法,让部委自己来操刀给自己动手术,让地方政府来革自己的命,很难做到。曾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曾言:“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相同问题,有必要考虑恢复国家体改委或成立类似机构。

  其二,缺乏鼓励改革理论探讨的氛围条件,无法凝聚改革的学理共识,增加改革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中国改革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带来更多更为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过,理论探索离不开一个开明、宽松、求真、务实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要尽量避免上纲上线。

  其三,目前中国的智库结构也还是官方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客观性,民间智库很少,发展严重滞后。在现有的决策体制下,中央关于某个领域的政策往往是由相关部委负责制定的,而部委下属研究机构往往通过写文件、做课题、报内参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形成一种决策咨询上的渠道垄断。显然,这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政策被部门和地方利益所裹挟,不是基于一般均衡、综合治理的考量。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是政府决策科学化的保障,中国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

  本文摘自万博新经济丛书——《供给侧改革 ,下一步怎么办》,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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