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要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热潮对症下药

发表于  2016/09/28 06:30   约8分钟

今天的贫富差距现状是日积月累的各方面成因。

今天的贫富差距现状是日积月累的各方面成因。

  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节节攀升,生活物价全面递增,而现状下老百姓们的收入并没有增长,手头的现金不再能够买到与以往同类数量的商品,种种迹象显示了通货膨胀时代的到来。日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樊纲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元长期走强,人民币应该同其他货币一样走弱而非走强,中国政府将适度调控,以允许人民币逐步贬值。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势必会产生新的财富收益与分配格局,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中国的经济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且让我们从贫富差距的角度去探究。

  人类史上任何国家在朝代更迭后的经济发展都有相似之处,就是少部分个人或组织先获得更多的资源,通过资源的利用开发带动就业和创造物质需求,也同时创造财富。资源转化为财富之际,或被拥有资源的个人直接持有,或被拥有资源的组织分配到了少数人手里,于是相较于整个国家人口而言,开始产生贫富差距。刚刚闭幕的G20峰会上有一个公开焦点,就是全世界人口的贫富差距系数值(基尼系数)已经到了接近0.7的超高警戒线,与二战以来各个国家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不均衡紧密相关。当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贫富差距过大时,将直接导致多数人对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与愤恨,引发社会动荡。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尽管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但仍然处于警戒线之上的收入悬殊态势,往下降低是一个必须的行动。

  起先资源的拥有与开发利用者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智慧与辛勤,往往并不会有人认为自己的财富属于不劳而获。相反地,越是富人越是珍惜和吝啬于财产的来之不易,并运用资本更加疯狂地攫取更多的资源和财富。历史上,经济繁荣昌盛之后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无外乎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劫富济贫。当然,暴力革命已经不能被现代科技与文明所接受。当今的社会法治与文明,几乎没有什么更直接的方式让合法化的私人财富分享给社会其他群体。为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运用经济杠杆影响与调节各种经济活动,以重新调整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收益与分配机制,在所难免。

  对于政治高度稳定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速度与体量、人口规模与文化、地域资源条件均构成了特有的经济环境体系,一直是边探索、边总结、边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借助他国经验规律,一次又一次地预言中国的宏观或微观经济将陷入泥潭,而后又都被长期持续的稳中有增而不攻自破。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过往的经济运行规律套用给中国,似乎都不合身。当然,也鲜有人用中国经济的态势去预判世界经济形势。在整体上健康、平稳的经济趋势面前,就缩小贫富差距这个任务而言,经济杠杆的运用同样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差异化特征,因势利导。

  中国贫富差距具有普遍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就是东部和南部省市好于中西部和北部,三线以上城市好于小城市,城市好于农村乡镇。产生差异的原因大致归纳如下:

  一是教育资源空间的分配不均衡。以上海市与四川省所属的211和985大学相比,约2300万人口的上海市共有11所,约8200万人口的四川省仅有5所。再以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平均人数对比,根据教育部公开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为5469人,而贵州与甘肃仅分别为1535人、2193人。而上面两组数据,如果在同一省份内用省会城市与其它城市相比较,拉开的差距会更加惊人。追逐更好的教育资源以提高未来生活质量水平,是同一个国家范围内人口自由流动的必然性,这也直接导致不同人才比重所产生的地域经济差异。

  二是城市投资扩张的地域不均衡。在经济新常态之前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我国先后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等区域实施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通过土地增值、货币增发等方式释放生产力实现大城市群的“造城”目的。同一期间,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是让农民进城、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如火如荼。尽管全国的GDP总量在迅速增长,但是中西部与东北部等省份的经济仍然依赖于自有资源缓慢发展,全国各地的农村乡镇经济体系被边缘化甚至于瓦解。年复一年的重彼轻此式发展且通货膨胀,对于落后的经济体系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发展的动力逐步缺失。

  三是环境资源开发的利益不均衡。伴随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过程,社会对生产生活物资的原材料产生了巨大需求,开发并利用土地、矿产、水利、林木等资源成为必然。受限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投资与生产力水平,允许并鼓励个人或私营经济共同参与资源开发,是改革开放的重头戏。这其中,资源开发的时间数量与价值评估的不合理,权力寻租催生的腐败,都或多或少使得公共资源转化为私有财富,抑或有中饱私囊。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环境资源,被长时间开发利用,极少数的资源开发者与大多数的资源使用者之间的财富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悬殊。

  四是房地产经济的价值不均衡。由于限制土地供给而促使房地产连年增值,土地财政供养地方经济,房地产成为老百姓最大的保值增值资产,早已是无可非议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持续抬升的地价与房价,不仅仅让城市拆迁户们不劳而获,还一边使得连年增发的货币在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堰塞湖,一边使得依赖于工资储蓄过日子的老百姓钱不值钱或成为终生房奴。房地产经济模式之下,“勤劳不致富”与一夜暴富都成为不争的现实,往往迅速拉开了不同群体的贫富差距。

  五是工业制造的发展不均衡。在中国提出要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之前,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的不同制造业均有分布并且具备一定规模。然而,自浙江沿海一带兴起家庭作坊、前店后厂模式之后,受益于鼓励出口外向型经济,兴建工厂几乎不受任何环境、标准的条条框框约束,一时间大量的各种业态的工厂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热火朝天地开工。计划经济时代的规模工业根本无法与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成本、人才、机制形成竞争,一度被冲击溃败。世界的加工厂,为先知先觉的私营业主们制造了第一桶金,让少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六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中国至今仍有6亿多农民,守着承包土地过着小农生活,生产作业模式固化于旧有体制和生活习惯,很难改变。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全面进入现代化,整体农业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我国过去和当前的现状。在国际贸易一体化的时代,种植业模式与成本的差异,直接导致农业竞争力削弱,农民的农业收入与同时期工人的工业收入相比,相差甚远。

  据以上六大类事实问题分析可见,今天的贫富差距现状是日积月累的各方面成因。也不排除其它宏观与微观方面的问题存在,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演变。解决任何一件事情,无论这件事情牵扯的边际有多大,尊重客观事实、对准病灶下药是达成目标的最快速有效的途径。在以创新、改革为主旋律的当下,教育资源该如何进行空间分布;如何从城市向建立新型乡镇经济体系转型;环境资源价值的开发利用研究;房地产如何能够成为安居乐业的载体;工业制造与安全、环境、能源、价值之间的权衡;农业生产力如何更加集约高效地提升释放潜能,等等,显然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必须功课。如果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社会共识,就有必要借助业已形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热潮,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把更深层次的社会收入与分配机制改革创新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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