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客:关于女权,讲是非也要讲利害

发表于  2016/07/04 10:31   约10分钟

  当下一个女实习生遇到下一个成某,转而向你求助时,你会这样说吗:“走进房间跟他要回身份证吧,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没有任何错”。

 

在法律、道德层面,应该清晰地分辨出是非。

在法律、道德层面,应该清晰地分辨出是非。

 

  南方日报记者成某涉嫌诱奸女实习生,近日热议不断。目前只有单方面的陈述,完整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判断还需要更多细节,只针对已有评论谈点看法。

  事件曝光后,涉及女权的评论很多,比如知名自媒体咪蒙的《那些指责受害者的,你就是强奸犯的帮凶!》,旅德学者卡乎的《别再说“女孩子们保护好自己”了,告诉孩子“不要变成强奸犯”吧》,李银河公众号上署名陈紫嫣的《没有做出反抗的女性算不算被强奸?》。这些文章批判了许多错误观念,比如歧视受害人、妄测女孩“自愿”、高估受害者的应急能力、认为没有激烈反抗就不算强奸等等,值得思考,但其中隐含的另一些观点,如“女性防狼手册助长强奸”“提醒女性自护就等于‘强奸犯帮凶’”,难以认同,不吐不快。

 

讲是非,也要讲利害

 

  咪蒙说:“我非常反感每次性侵事件一出,大家大力号召女生要如何自我保护,如何避免单独外出,如何保持跟男生的距离。我们不应该是让女生害怕,而是应该让强奸犯害怕!”卡乎文章说:“‘责备受害者’往往成为舆论的第一反应,而且是以保护受害者的名义,也就是所谓‘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中青报曹林撰文《媒体女实习生防性侵指南》,评论中也有人说“带有一点责备受害者的心理”,“仅写一方有些片面”。

  但是,呼吁女性加强自我保护和批判强奸犯有矛盾吗?提醒一定等于责备吗?

  在法律、道德层面,应该清晰地分辨出是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只要违背对方意志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陈紫嫣的文章更是做了详细的阐述。但是对于个案中女性,则需要面对关系自身利害的具体选择。本次案例引起热议的原因之一,在于女实习生在男记者已经越线表达、抢夺身份证开房后,为了“要回身份证”而进入房间。面对类似情形,她求助的朋友明确命令她“你走啊”,另一位有类似遭遇的女实习生选择了“立刻走开”,而本案中的女实习生作了最差最危险的选择。在事后回忆中,受害人表示,当时认为成某在酒店开房只是为了跟她平和地谈心,而她可以在这里和成某“说清楚”——在社会经验、必要的安全意识方面,难道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吗,吃一堑不应该长一智吗?

  “并不是‘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是肇事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发生强奸,唯一的原因就是有强奸犯”,在法庭上,应当持这种观点,不因受害人“主动走进房间”而将被强奸的责任归因于受害人。但是在个体面对利害选择时,这样的教导就可能成为误导。当下一个女实习遇到下一个成某,转而向你求助时,你会这样说吗:“走进房间跟他要回身份证吧,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没有任何错”。

  还有的评论混淆了整体和个体、长远和眼下。陈紫嫣文章提到一个案例“国外一位女性于凌晨4点在公园跑步时被强奸,报道里说,我们不能对这位女性有任何‘你没有保护好自己’一类的评论,甚至不应该因此对女性做出一些‘不要深夜一个人去跑步啊’一类的提醒。女人和男人同样地拥有这座城市。是这座城市做错了,这座城市不够安全”。但问题是,“让一座城市变得安全”不是立杆见影的事,制度层面当然要努力,长远来说也可能取得显著效果,但对于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个体,个人应该有其主观能动性。媒体为了避免被误解可以不作任何提醒,但如果公园附近有居民因害怕而降低了深夜跑步的频率,你能说他们的选择是不理性的吗?咪蒙说“我们不应该是让女生害怕,而是应该让强奸犯害怕”,问题是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可能永远)做不到让所有强奸犯都害怕,如果女生现在就不害怕不防范,岂不是让自己更危险?“害怕”正如痛感神经一样,是人远离危险的一个重要机制,未必是越少越好。

 

讲情感,也要讲逻辑、讲事实

 

  咪蒙的一些比喻很有感染力,比如“你上街被精神病人砍死了,谁叫你没事上街溜达了,所以你要负一半责任?”“你坐飞机被恐怖袭击了,谁叫你随便坐飞机了,所以你要负一半责任?”——听着很雄辩,但用广阔的公共空间来代替狭小私密的酒店房间,用概率极低、不明所在的精神病人或恐怖分子代替有很明确企图、近在眼前的危险分子,是明显的偷梁换柱。假如明确知道一个精神病人正在某个酒店房间、一个恐怖分子正在某架飞机上,作者还会选择进入这个房间、登上这架飞机吗?

  卡乎文章认为,“防狼手册”可能是强奸文化的帮凶,理由是“在法律惩罚施害者的同时,社会文化对受害者给予了更严厉的惩罚──不仅当时受到‘不自重’的谴责,还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耻辱中。这就是‘责备受害者’文化”。这个推断很牵强。我们要批判的“责备受害者”文化,是为强奸犯开脱、指责受害者“不自重”以及认为受害“脏”的错误观念。简单地把“防狼手册”等同于“教导自重观念”“责备受害者”,也是偷梁换柱。曹林的《手册》中提到,“别跟着男记者出差,你的经验可能还不足以应付出差带来的种种问题”“定位好与实习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必觉得谁欠着谁”“对于试探要表现出直接的拒绝,否则他们就得寸进尺”,讲得挺好。同样在卡乎的文章中,也提到“专家认为如果孩子动辄大吵大闹最好。研究表明,爱吵闹、抗议的孩子受性侵的机率更小”“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女儿,大声对欺凌者喊:‘走开!’”这些不也是有关自护的一种提醒嘛。

  至于咪蒙所描述的“几乎在所有犯罪行为中,我们都不会去指责施害者。唯有被强奸的那些人,总是被怀疑,被揣测,被伤害”“我们对强奸犯极其宽容,为他找各种借口,为他各种开脱,却对受害者极其苛刻。这特么是什么世界?”“据说现在很多人已经在找新闻中的实习生的黑料了”“我们舆论的潜在指向就是:不管男女之间发生了什么,错的都是女人”,听着很解气,但不清楚作者说的是哪里的“世界”“我们”“很多人”,就笔者观察,针对成某一案,多数国人的脑子还没有坏到这个程度。

 

讲道理,也要讲常识

 

  卡乎文章说,“女儿也经历过来自同龄人的欺凌……我发现她受欺凌的时候,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为此找了老师和相关专业人士,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要增强女儿的自我防范意识”“我向一位做了几十年教师的德国朋友咨询,要不要教她勇敢还击或者更及时报告老师等等?朋友说:不,至少现在不!她不需要任何改变,不要让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清楚作者的女儿遭受到的欺凌是什么,同学间的小摩擦未必都要报告老师,以暴制暴更是不主张,但从国内曝光的一些校园欺凌事件看,“缺乏自我防护意识”“不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正是助长校园欺凌的原因之一。而作者说的“知识能够给予她战胜欺凌的信心和力量”对于很多未成年人来说,恐怕也有点理想化。另外,“要求孩子做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后遇到比较严重的侵害,不要害怕坏孩子的威胁、要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未必就会让孩子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作者的判断过于敏感和教条。

  政府、社会组织、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道德教化、打击犯罪和增强个人自护能力,几管齐下才更有效,不应该对立起来。在火车上,会有乘务人员提醒乘客看管好自己的财物,到治安不好的国家或地区出差,会有同事提醒不要独自深夜外出,非要理解为“责备乘客”“责备同事”,岂不是过于玻璃心。无论是被扒窃、被抢劫还是被强暴,事后法律和道德上当然应该分出是非,但同样应该避免悲剧的发生。强奸犯和“肇事者”尚未灭绝,舆论在呼吁政府和社会责任、谴责施暴者的同时,呼吁个人增强预见、防范危险的意识和能力,是善意也是理性,没有必要怒目相向、扣上“强奸犯帮凶”的大帽子。

  就算回到更为敏感的“责备”,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如果有人说“你穿的少性格又开放,被侵犯是活该”“肯定是女实习没得到利益后反悔”,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批判,但是如果有人说“你傻啊,一个男人在酒店开了房间,叫你上去你就上去啊”“脑子有问题吧,明知道危险还要进房间,不给身份证就打电话说有人抢劫,自己一点安全意识没有吗?”我倒觉得应该给表达方式多一些宽容,未必都要理解成“对受害人进行人身攻击”。反倒是如果有人说“女孩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不要听那些自护建议,你不需要作任何改变;应该害怕的是坏人,不是我们”,要好好考虑考虑什么场合适用,毕竟,建议是他人的,利害是自己的。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也应该帮助女性超越字面上的温和或激烈、声援或批判,更理性深入地理解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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