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中国智库缺乏高质量的思想产品

发表于  2016/06/15 11:16   约7分钟

让更多的有思想头脑的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的智慧上升到中国智慧

  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魏建国,在“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论坛一“重建中国智库——创新与发展”上表示,中国智库与欧美智库存在差距的原因关键在于对智库的认识,特别是基层还没有把对智库的具体认识提升到更高层次;智库应着重加强战略性、专业性、机制和体制的创新。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问我一个问题,中国智库和欧美智库的差距是什么?我说智库是一个工厂,它应该生产思想产品,如果两相比较的话,差距就在中国缺乏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他很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呢?我说我不太同意一些人说是因为人才问题,当然人才是一个方面,但关键是对智库的认识。

  这一届党中央将智库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下面还没有把它具体认识到这样的程度。智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说的低层次、低水平地出招,不仅要出高招,而且要出绝招;要解惑,不仅给老百姓解惑,给国内、国外解惑;要指路,不仅给企业指路,给政府指路。这是一般性的(认识),而且要提高到更高的一个层次。我理解更高层次有三点:

  首先,智库要引领社会发展。什么叫做引领社会发展呢?要把它看成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思想是灯塔,智库的思想产品也是灯塔。更重要的是,智库是人类发展文化交流的罗盘。我们在大海上航行,在风浪的世界中如何能有定力、有方向,指导我们的航船往哪个方向走,不至于颠覆,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是不是所有智库都能做到这一点,很难说。

  第二点认识不到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智库也是生产力,思想产品是更重要的GDP。我们现在有智库解释我们的新常态吗?我们现在有智库解决创新和发展这块吗?包括我们今天的重建中国智库,我不太喜欢说重建,应该说中国智库再出发。创新和发展这块呢?我们的发展五大理念,首先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有没有提出中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思想产品,还没有。所以,如果把智库看成是生产力,大家就都会重视了,思想产品如果看成GDP,那也是更加重要的。

  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在认识上面,中国智库在社会上仍然是起辅导性的作用,而不是对决策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决策作用。一个是辅,一个是决策,这是两个概念。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最古老的是中国智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从战国孟尝君“食客三千”开始到现在又落后了。中国智库还没有像美国提出的那样的“第五权力”,那就是决策上更大的话语权。

  怎么解决?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

  一是战略性。中国目前大大小小的智库,应该从战略上考虑我们的问题。现在被动的解读,一个政策出来以后我们是解读政策多,而不是引导政府对政策的决策,这一点要转变。要转变这一点,战略性就要强,战略性要强就不是(只考虑)当前,而是要长远。美国、德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国际外交和军事上都是从战略考虑,可能有点像国内的围棋,有时候失去一个子,但大势不会失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二是专业性不够。古代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可能所有的智库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美国的智库有它的特点,例如彼得森研究所有它的特点,它提出G2,提出人民币被低估40%,提出TPP;兰德公司有另外一套,它最早预言到苏联的解体、加勒比海危机,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智库不应该是观点的拼盘,而应该是思想的熔炉。大家知道冷菜上来以后拼在一起,各是各的,而我们不是,我们首先应该是熔炉,熔炉就是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在这方面,无论是社科院、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包括我们,都要从这方面来更加进一步地发展,不是照顾这个山头、那个山头,把这些东西拼在一块。

  三是机制和体制的创新是最大的创新。马云当时是在商务部,当时EDI,我们搞电子商务。但他觉得电子商务的追踪服务不能是机关做的,而应该是企业甚至是个人,他离开了,创造了一个机制和体制成功了。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怎样做这项工作。

  我提两条建议。第一,针对我们的创新和发展,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各级智库要参与各级政府决策的会议。有关大的政策的决策,一定要请我们的智库参加。美国智库都参与很多部门的会议,当然现在我们中国经济交流中心也参加了国务院常务会,但不仅是这个,还有各级智库都要能对政府的决策参与。当然我们也事先看到了政府的一些东西,事先我们可以提出建议,决策过程中也可以提出建议,把这个纳入我们的基础,这是我们现在创新和发展的开始。

  第二,如何打造一个最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高端智库,这一点应该从机制和体制上,让更多的有思想头脑的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的智慧上升到中国智慧,上升到我们的战略智慧,然后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就是从人类的利益共同体逐渐走到责任共同体。这一块现在还不够,仅仅在利益上处在低层面,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最后走到命运共同体,大家对所有的问题就一致了。

  关于智库的前瞻性,我认为前瞻性不够的关键是站得不够高,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站得高,才能总揽全局。我们经常说井底之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点很必要。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好现有的大数据。例如,当前“一带一路”最需要和我们进行产能合作的是哪些国家,我们一看大数据就知道是津巴布韦;这次波兰是唯一的“16+1”(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和中国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它需要什么;尼日利亚需要产能合作,当然它有油,它没有铁。我们通过大数据可以掌握这些,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比较多、比较全的我们国外使馆及研究机构对全球机构比较了解的文件。这一点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中联部、原商务部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一些智库来讲很有必要,哪怕一篇文章、一份文件,我们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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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和欧美智库的差距是什么?差距就在中国缺乏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什么原因呢?当然人才是一个方面,但关键是对智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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