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老龄化应该是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

发表于  2016/06/06 11:07   约4分钟

  近日,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举办,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财富管理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会上发言,解读了关于中国老龄化的相关问题。本文根据蔡昉谈话整理。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发言。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发言。

 

人均GDP实际也有了很大提升

 

  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大约15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位绝对靠后,低于许多非洲国家,我们的GDP以人均八点几的速度增长,到现在是80位左右,还没有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了。我们从100多位提升到了80几位,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此外,全世界的人均GDP都是提高的,各个地区都在提高。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向前跨越这么多,说明我们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提升了位置。

 

中国老龄化什么时候会进入特别严重的阶段?

 

  应该说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了7%,60岁人口比重大约10%。按照联合国曾经有过的定义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已经16年过去了。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老龄化,过去是正常的速度,真正加快是2010年之后,今后还会继续加快,我一下也说不出这个数字来,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203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之一了,这是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老龄化应该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所以你刚才说,我们放远点看。

  今天是财富论坛,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消费的影响。按照正常趋势,老龄化意味着“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了,老龄化程度高了,中国老年人消费并不高,这些老年人当年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我们非典型化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设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一个金字塔型,但是我们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了,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第二老龄化社会对储蓄也有影响。人口年轻的时候储蓄率可以高,因为“生之者众”。有一个理论是第二次人口红利,人们知道了老龄化情况,会产生一种未雨绸缪的储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高储蓄来自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就是说你是现收现付,我就是指望我的孩子养我,指望现在工作的人养我,是积累型的养老。第二个是要有资本地养老,这样才能变成储蓄,变成投资。

  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是你一切经济来源。基础设施领域是派生的需求,实体经济不够发展,基础设施超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应该考虑长期的,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变成储蓄积累型的制度。财富市场、管理市场都应该发育。

  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降下来了,财富的管理增长却加快了?我的理解就是说当你经济增长降下来的时候,是潜在增长为降。这个时候你没着眼于提高它的潜在增长率,而是着眼于刺激,你会发现刺激投出的货币到不了实体经济,而基础设施能到一些,也不会完全到,因为基础设施也没有真实需求。这样就外溢出去了,在财富管理的行当内自我循环,这样比较危险会形成资产泡沫。日本80年代末经历了这个过程,最后资产泡沫破了,我们应该有这个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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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加快的老龄化,是2010年之后,今后还会继续加快,203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之一了,这是一个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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