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三大要素趋于不利,供给侧如何改革

发表于  2016/04/07 06:30   约8分钟

贾康认为,

贾康认为,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充分激发科技创新这一动力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并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此前,“供给侧改革”早已成为了全社会热议的高频词。

  其源头,在于国内供需结构长期失衡,需求侧“反周期”总量调控已无法完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近几年,国人纷纷选择出国旅游消费,抢购日韩电器、彩妆,海淘澳洲奶粉,使得国内需求不减、供给却无法满足的严重结构失衡现象,日渐明朗化。这种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热起来。

  其实,供给侧的认识分析虽比需求侧远为复杂,但涉及的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其五大动力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和制度。

  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新常态”,社会发展从满足基本需求的低收入阶段,进入了须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大动力已明显衰退——人口红利下降、土地开发成本激增、各类资金总量充裕却“无路可投”,并且投资效率偏低。

  这三大供给侧动力要素都在趋于不利,那么这一场事关国家未来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此时,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充分激发科技创新这一动力源。而其前提,是有着高质的人才供给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劳动力要素支撑力衰减

 

  发达经济体的成长经验表明,在一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有效的制度、管理规划供给和科技创新,将部分取代其他三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重要支撑力来源。

  为引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更是亟待有效的制度供给来解决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而优化制度供给是这场改革的先行军和“关键一招”。

  与此同时,政府还须承担起规划责任,解决基层企业、机构和个人以“试错”方式解决不了的国土开发顶层规划问题,向有着丰富经验的发达经济体学习,做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比如,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所倡导的建设良好蓄水排水弹性的“海绵城市”,就可以借鉴19世纪巴黎地下水道等的通盘规划方式与经验。
制度、规划基础上,前述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中的劳动力支撑力衰退问题,首先值得重点讨论。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发展前期,曾扮演了重要支持角色,但近年来这一支撑力明显滑坡——人口红利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1979年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区域和工业领域涌入,低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为我国经济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但近年来,经济发展出现所谓“刘易斯拐点”,社会适龄劳动人口以每年数百万的规模减少,各地相继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和用工贵等现象。

  一方面,“用工贵”表明我国人民群众特别是低端劳动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原先充裕的适龄低廉劳动力供给优势,正在迅速丧失。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将在“未富先老”后又于接下来的5-10年内步入超老龄社会。考虑到人口基数与结构变化是决定国力和长久国运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五中全会“放开两孩”后,还需有接续的适当鼓励生育的措施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战略举措。

 

土地、资本支撑力滑坡

 

  除劳动力要素外,我国还进一步面临两大供给侧难题——土地资源开发空间受制收窄、资本边际收益下降和使用效率低下。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大量城郊、农村土地以各种形式被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随着土地的长期开发,我国相应的土地管理制度却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推陈出新、因地制宜地做出创新升级调整。

  由此造成的,是土地市场以非常规的渠道、路径发展,造成了网络上不时有“天价”拆迁,土地资源的征地拆迁补偿成本居高不下且总能“在讨价还价中”变“高价”,且造成极端事件等各种新闻曝出。

  如此发展,一方面引起了不少社会冲突与群体事件;另一方面造成了如今土地开发利用空间越收越窄的局面。因而,现有土地开发机制必须另辟蹊径了。

  同样,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近些年也问题重重。

  事实上,不管是从企业、机构还是从居民储蓄上看,我国都堪称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由于我国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已普遍出现,金融和资本领域又存在较为严重的供给抑制与约束,使得资本使用效率低下,大量资金出现无处可投的局面,必须将制度创新与投融资机制相结合寻求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在投融资创新模式上,PPP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虽然社会上对PPP存有一些疑虑,但部分地方政府的实践已证明,PPP模式的优点一方面在于它能将大规模民间资本配置到公共领域,支持有效的工程建设与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能保障民间机构与政府实现风险同担和利益共享。在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让社会公众受惠、民间企业机构受利,有效地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

  所以,PPP不仅是一个投融资创新模式,更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发展趋势。

 

人才供给是升级的关键

 

  国际经验显示,各国早期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比较明显的支撑和贡献,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三项支持力明显滑坡,科技创新这一动力就更应被充分释放出来。

  以申报科研经费为例,教授、研究员申报课题面临“官本位”潜规则,明显存在“官大经费足,官小经费少”等分配问题,往往导致学术气氛不良,科研水平低下。

  再比如,一些管理部门要求研究人员严格按照官员的标准购买车票,无论是一般研究人员还是白发苍苍的教授、研究员,没有司局级行政级别,出行只能坐高铁二等车座,哪怕是使用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经费也要如此。

  制度的不合理,难以激发知识分子、研究人员自愿地发挥积极性与聪明才智去做复杂的脑力劳动。

  近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些打击、限制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不良案例,一些单位十分起劲地按官本位、行政化规则标准对科研课题经费已报销部分翻老账追溯、追款充公,亟待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总的来说,从供给侧要素结构升级与动力体系转型来入手改革,符合我国当下国情且迫在眉睫。在劳动力优势衰退、土地发展利用受限、资本往往无处可投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另一方面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地票制”等土地制度改革,并全面解除金融抑制优化投融资机制。

  最重要的,还须同时做好制度与规划改革,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充分尊重科研规律优化科研环境制度来激励科研人员创新,以充分释放科技支撑力。至于如何将这些改革良策一一切实落地,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抓紧研究和及时实施有效的理性供给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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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著名财经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  37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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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充分激发科技创新这一动力源。而其前提,是有着高质的人才供给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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