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系列】小镇的疑问:要致富,还要走“读书”路吗?

发表于  2016/02/18 06:30   约8分钟

如4

镇上的孩子“读书”,接受教育,一直被赋予着改变个体和家庭命运的大任

  贯穿渔镇中心的水泥路成了一条停车带。过年了,星散各地的乡亲们回来了。小镇上车牌纷杂,字头各异,展示着这里的人们把谋生的脚步延伸向何处。

  从改革开放始,我的家乡就发生着种种为营生进行的迁徙。早年间,渔家人以各种方式漂洋过海,在全世界有海水的地方落脚,立业,成家。

  后来,此岸生路渐广,普通家庭要营生,若不想远涉重洋,也可选择赴“外省”办厂炼钢,不必承受非法出国带来的长达数年或十数年的生离之苦。

  打听“外省”的名字,广布中国中西部各地。正是这种流动,为春节时空的小镇带回挂着异地车牌的各种好车,甚至豪车。

  小镇的"迁徙",不止向外“流出”,因为沿海相较富庶,也吸引着中部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在纺织厂、海产厂等民营企业。打工的外地人,补上了本地人去往异乡或异国留下的空缺。

  这是我的家乡在城镇化大潮中的两种遭遇。一面,青壮年外出,挣钱归来,把家安在县城,或者干脆把生活的根脉扎在外省或外国,人们走向远方。一面,操着不同方言的来自远方的人,结群而来,出入这里的市集、楼群和校舍

  本地人暗地里称外来的人为“2+3”,笑话他们咿呀学习本地方言,如孩童照本宣科背加法法则。乡村社会排外,这些微妙、狡黠的恶意在生活中俯拾皆是。来务工的异乡人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上,乡村社会已自生了一套分层排序的逻辑。

  “这两年,镇上小学一个年段都凑不起两个班了。”亲友告诉我,因为生源持续减少,镇上的中学和小学已归到一个校址,在我曾上中学的地方。如今,小学和中学一个年段都只余两个班级,一个班,稀稀落落,只二三十号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比不小。

  孩子们都到哪去了?一友在县城一所重点小学任教,他告诉我,学校生源近几年急速膨胀,一个年段有10余个班级,每班60余人,都是乡镇的孩子通过各种渠道,托了关系“加塞”进来的。三千多个孩子同在市区的小校园里,挤挤挨挨,据说做课间操都得分年段隔天做。

  去年,市教育局严控市区小学规模,该小学的一年级才将班级数限定到7个。被挡在市区学校门外的孩子们退而求质量较佳的乡镇中心校。临镇是附近的商贸重镇,在该镇中心校当老师的亲戚告诉我,这所学校也是人满为患,最多的班级人数达70余人,而一个班内真正分属这个学区的只有10余人,余下的孩子都来自该镇的下属村落和临镇,我们镇也有不少家长在找着法子走后门。据说教育局来检查时,老师就通知一些家长把孩子先藏在家里,伪装成班额正常的模样。

  财富和资本涌回小城,人们举家搬至县城,乡村小学日渐萎缩,再经撤并,人丁日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越来越多,中心校不向“外”开放,村小自然成了他们的聚集地。邻镇下辖的一个自然村的村小,也是一个年段两个班,每班二三十号人的规模,学生构成几乎全是外地孩子。

  问起村小的教学质量,一友回“怎么说呢,都是外地来的孩子和本地没钱去好学校上学的没素质的孩子”,此语说明了乡民们的态度,他们用脚投票,自认生源萎缩的村小已是低人一等,若有条件就谋划着把孩子往富镇和市区的学校送。

  本世纪初,我在镇上上中学时,这所中学还能集结渔镇几乎所有的适龄少年,一校七八百个学生,生气热闹,能把孩子送去市区上更好的中学的家庭也是个别。

  十几年间,眼见家乡日渐富裕,民风也日益虚浮。在资本和财富的猛烈冲撞下,教育链条的第一环开始生发变异怪像。

  我曾去过高考大县甘肃会宁采访,当地同行指着县城学校周边正在兴建的楼盘告诉我,这些楼房大多被来陪读的家长买下。在那里,参加高考、上好大学仍被视为跳出农门、实现阶层跃动的主要渠道,因此盛行苦读之风,举家陪读、苦供也甚常见。

  在我的家乡,人们依然看重高考和上大学,但“读书”已不是改变家庭和个体命运的唯一出路。前文说到,小镇盛行出国打工和赴外办厂,普通人家的孩子,若初中或高中毕业没有兴趣继续升学,即可选择这二条路谋生,在备尝离乡之苦后发家立业。

  但这两年我在乡间听说,有大学毕业生回乡后,兜转发现没有合宜的工作机会,仍然选择出国务工。

  在我的家乡,想出国并不缺少门路,几代乡人铺垫,业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假托留学之名行打工之实的例子并不鲜见。只是何以出国打工的学历层次逐渐上移,一个家庭花费十数万供孩子上大学的“产出”回报,放到国内职场,却要落空?

  根源或许也在这个地方的生路活络。乡人备尝艰辛,输送回乡大额财富,三四十年间,铺张风气日盛。乡间不少门面奢华却无人居住的别墅,是为在外的人留在乡里的“面子”。过年游县城,见新建一座百货商城,内里食肆商铺林立,模样不亚于一线城市的大商场,据说这商城是县城周边一村落集资建成,每年收益也由村民分红。这是家乡聚富的力证。

  此风之下,家乡的礼俗赀用日益水涨船高。在小城,适龄男青年娶媳妇的礼金门槛已飙到三十万,市区的房价也已涨至一万一平米。普通家庭上普通大学的孩子,若毕业后在家乡觅一普通工作,所得远不足以抵抗这一小地的世俗压力。

  一个家乡小伙,家有二子,父母为哥哥娶亲已劳累许久,弟弟懂事,体恤父母艰辛,在大学毕业后又走上家乡传统的致富之路——出国打工,希望几年时间可以挣上娶亲成本。这份大额钱产,若只凭他在小城觅职,要十数年才能攒上,其间父母又要扛下多少人言压力。他索性把心一横,远走他乡。

  另一小伙,在远行前撂话“早知这样,就不上大学了,早点出去赚钱”。

  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一地的独异个案。也许乡村社会对教育历来就抱着实际的功用态度,读书而做官,读书而发财,由此赋予知识一种权力属性。而当一地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的财富积累远快于通过“读书”实现的回报,知识的有效性自然大打折扣。

  在乡间走亲访友,常迎面遭遇一句“你在北京工作,一个月能赚几万吧?”

  乡邻的逻辑不难理解。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读研,研究生学成后我又选择留在北京,这在家乡都属少见。此地生活水平越发见好,家乡的孩子们大多小鸟恋巢不远游,我居外不返,若不是为权谋就是为钱谋了。

  但两者皆与我无涉,过年的推杯把盏间,面对询问,我只能笑笑,转移话头。不遇推心者,若把在大城市追寻理想生活的话摊在席间,可想只会降下宴席的热闹气氛

  有人形容回家过年的感受“在外思乡,在乡思外”,一时戳向心中软肋。常在异乡的青年们回乡,感受最激烈的即是与父辈的观念冲撞,逼婚也好,攀比也罢,难道不是两代人的价值在角力。我辈想做理解也思变,但父辈们冥顽,只能心生逃意。

  和朋友们讨论回乡感受,个个比惨。只有一个朋友的父母开明,对唯一的女儿说“你出去过自己的日子吧,这里的人都太势利了”。

  乡村社会势利吗?从生于兹长于兹的小镇来看,我觉得财富和权力的评价标准已渐成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或许它们从来就是父辈的主流价值观。镇上的孩子“读书”,接受教育,一直被赋予着改变个体和家庭命运的大任。只是后来,小镇的"致富史"走得远快于一代代渔家人的"读书史",其间变化,让各方都还一时无措,尚不知怎么调整评价体系。若追问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逻辑演发,用权和钱来衡量我们这些"读书娃"的教育产出,又何以不自洽呢?

  我的疑问是,此风日盛,以功利论教育,日久这块土地会不会富而不学?(作者: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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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人们依然看重高考和上大学,但“读书”已不是改变家庭和个体命运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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