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也和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系?

发表于  2015/11/23 10:34   约7分钟

  

图为巴黎民众在恐怖袭击后为巴黎祈祷

  巴黎恐袭是继911之后西方社会遭遇的又一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其惨烈之状令人扼腕,在为巴黎祈祷和声讨恐怖分子的同时,我们固然要思考为何在911之后的10多年后国际恐怖主义仍然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而除此之外,更值得我们探究的是,就个案而言,为何是巴黎?抑或,为何是此时的巴黎?

  显然,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可能的答案,但其中的一个答案或许是与半个月后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有着某种紧密关联。尽管到目前为止,计划中的气候变化大会筹备工作仍然按部就班,并无变动,但受恐袭影响,无论是在进行中的G20会议,还是11月底的气候变化全球首脑会议或许都不得不临时改变议程,改而集中精力讨论如何应对恐怖主义。那么,从应对气候变化到应对恐怖主义,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又存在何种联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究竟从何而来,或者它是为何而来?到目前为止,对于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文化(宗教)冲突说(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政治(利益)矛盾说以及制度(结构)缺陷说。

  一般而言,之前学界的流行观点主要认为文化和政治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因,但近期也有不少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在影响恐怖主义发生的因素中,还包括发展水平(譬如收入等)、政治结构(譬如民主化程度)以及社会稳定程度、恐怖主义历史等等制度性因素。归纳起来,如果说,文化(宗教)是外因,制度(结构)是内因的话,那么政治(利益)就是介于内外之间的影响因素。

  所谓外因的意思是,宗教文化等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锁定的,这些因素由历史给定,无法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正因如此,才使得亨廷顿的预言与现实发展出现某种不谋而合之处。

  而就内因而言,诸多条件却是在不断变化的,包括政治体制(如强人政治与民主化程度等)、发展水平(主要体现为收入水平和GDP等)以及社会稳定程度等,相对而言,历史表明,这些因素的确在不断发生变动,变动的周期较短。譬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就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提高恐怖主义的可能,而不是相反。(事实上,这一点也与经验观察在一定程度上相一致,部分恐怖主义集团领导人有着较好的家境,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结论,并不是全部。)

  再者,就是介于内外之间的因素,所谓政治利益,其核心是基于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利益分配(包括生存和发展),当然,决定地缘政治的因素有很多,从气候变化到军事等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而波及利益的分配。不过,基于地缘政治格局在长期的稳定性,利益的国际分配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大的变化,就此而言,这等同于是”外因”。然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会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可能。譬如冷战的影响,又譬如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不能不说,自二战以来,时至今日,国际地缘政治及其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么一来,因其周期性变化的缘故,我们也可将地缘政治因素归入“内因”的范畴。

  归纳起来,由近及远,影响国际恐怖主义的因素大致有社会经济制度、地缘政治利益和宗教文化意识等这么三大类。在这三大类中,除了最后一类外,我们其实可以找到它们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首先,气候变化本身作为一种环境变化,或者环境灾难,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相关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影响到发展水平,从大的范围看,世界上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无疑是气候环境相对较为脆弱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岛国和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甚而将被中断,出现发展上的停滞,这个发展上的变化本身或许就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也正是一种广义上的“反恐”。道理很简单,如果气候变化应对富有成效的话,那么就将大大缓解气候环境脆弱国家和地区的生存压力,并以此来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生长环境,

  事实上,这并不是气候变化应对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其原因在于,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国际社会的确加紧开展气候变化的应对工作,包括11月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也正是这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是,要做到真正有效的应对,我们就必须在能源清洁化利用、新能源利用等方面下大功夫,其必然的结果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将因此而出现大的变动。

  其实,自911以来,美国就已经在“用能结构”和“能源进口”上煞费苦心地采取了变革措施,到今天,美国能源基本实现自给,而且逐步迈向低碳清洁的方向。当然,对于美国而言,其关键之处在于,能源转型固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对源于中东的恐怖主义所能采取的釜底抽薪的有效手段,那就是削弱其石油利益,并使美国真正地实现金蝉脱壳。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的如意算盘其实未能奏效,为何呢?这是因为,随着发达国家能源结构的转型,他们固然可以大大的减少对于中东地区在能源、政治等方面的依赖,但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却仍未见减缓,反而,他们从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获得了新的恐袭“触发点”,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在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来压制传统能源利益,其结果是打压了该地区的整体利益。

  也就是说,原先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通过干预石油贸易来左右当地的地缘政治并损害到其利益,而现在,尽管美国希望退出该地区的石油博弈(表面上如此),但实际上,从结果来看,这样的退出也同样损害了当地的利益。

  故而,当外部环境一旦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进程而出现某种不利的变化,其内部社会经济条件也就自然会相应地发生波动,这无疑将为新一轮的恐怖主义铺就温床,甚至形成了新的恐袭触发机制。

  总体上,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或许很难用某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解释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及其演进,但在宗教文化冲突等长期性因素没有出现变化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可以从国际社会某些近期及中期的战略调整中找出恐怖主义事件背后的驱动因素。而发生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半个月的本次恐袭,或者它也正是与气候变化的应对有关,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未来的趋势无疑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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