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报告丨“一带一路”中,中国的产业转移有哪些选择

发表于  2015/10/31 06:30   约10分钟

  按照经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都将在不等的时间内从农业国、制造业国家向服务业为主的形态演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制造业几乎是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其发展程度比较低,也必然通过工业的发展实现脱贫目标。为此,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中国,可以为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及时的发展经验,并转移一部分优质产能。目前中国各个省区处于不同的工业化进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往往是刚刚获得的,同时各个省区也根据各自的省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创新,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可为沿线国家提供广泛的参考样本。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有经济能力、组织能力和雄厚的人力资本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特别是有两个特点是一般的工业化中的大国所没有的,第一,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人均收入上有一个落差。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在周边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高于中国,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中国。对于以工资为成本主要构成的制造业而言,收入水平差距将会极大促成产业转移。第二,在人均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中国的产业部门相对齐全,各个产业之间的划分相对清晰。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因为在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产业的划分主要是人力资本和知识投入,而这是发展中国家欠缺)。从这个两个特点来说,中国具备向周边转移一部分产业的基础。

  目前,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规模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按流量计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日本经验的“雁行模式”只是产业转移的一个侧翼,即从高收入的母国向低收入的东道国转移产业。而在另一个侧翼,则是投向更高收入的经济体,投向的行业是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传媒、IT和先进制造业等。最近,林毅夫、蔡昉等学者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飞龙模式”,强调了中国产业转移的巨大规模和就业创造效应,而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这也表明,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推进产业的转移存在两个方向,即同时可以向发展程度比我们低的国家和高的国家转移,但主要还是在第一个侧翼,即向那些比中国发展水平略低的国家转移一部分产业。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看,发展中国家仍然占据首要地位。2013年,中国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917.3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85.1%,且增幅远高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计算,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为6725美元,相当于日本1966年、台湾地区1983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从论述东亚产业转移的经典文献看来,日本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向外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通常路径是转移给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借助于美国和日本转移过来的纺织、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业,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类经验是融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承接来自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产业,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东亚其它经济体类似,因而中国的产业转移也可以从这些比中国更早进入和进行产业转移的经济体中获得一些经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三点:第一,人均收入差距大体在20年左右;第二,经济已经进入了持续增长的轨道;第三,制造业的发展初具规模。

  当我们把中国置于产业转移的源头,那么根据东亚发展的一般经验,在“一带一路”沿线有哪些国家可以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现值国际元),1995年和2000年中国只有1812元和2846元,2015和2020年分别达到13801和20003元。按照20年标准(100%差距)以及经济持续增长选择对象国,可以重点选择2015年人均GDP在2000-7000元左右的国家。如表1所示,有18个国家初步满足标准,但进一步考虑经济持续增长以及2020年达到2846国际元水平的要求,那么可以排除东帝汶和阿富汗,而萨摩亚和汤加的经济增速比较缓慢,也可以排除。这样,剩下14个国家满足向外产业转移所需要的20年发展差距需求,分别是菲律宾、印度、越南、乌兹比克斯坦、老挝、缅甸、摩尔多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坦、柬埔寨、巴布新几内亚、塔吉克斯坦和尼泊尔。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属于全球前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因此,可以考虑把2015年人均GDP在7000-14000元之间的国家列入第二选择列表中(如表2所示)。考虑经济增长率,表2中的伊朗和斐济可以基本排除。剩下还有马尔代夫、泰国、蒙古、约旦、阿尔巴尼亚、埃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不丹等9国。这些国家是否会承接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呢?为此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仍属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还不到资本大规模输出的阶段,经济发展也基本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需要国际社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需求面因素是具备的,即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经济需求,并且也具有政治意愿接受来自中国的产业。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国家的制造业能力偏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发展出有出口能力的制造业,难以按照东亚发展模式来获取产业的能力。表1和表2包括了最终合乎发展差距要求的23个国家,从各国的制造业能力相关指标看,除泰国外的所有国家都低于中国,有的甚至差距很大(如表3所示)。

  按收入组别划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中适合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有3组。第一组的中高收入国家有三个,分别是泰国、中国和约旦。除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外,中泰两国的各项制造业指标都超过这一组别的国际平均水平,而约旦仅有制造业占GDP比重和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两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从指标水平看,泰国的产业等级甚至要高于中国,较难接受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约旦则具有较大潜力接受中国的产业转移。第二组别的中低收入国家有10个,其中只有菲律宾一国在两项指标中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其它满足一项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占GDP比重)、印度和巴基斯坦(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因此,这一组别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较为理想的目标对象国,除上述4国外,还包括埃及、越南和斯里兰卡。第三组别低收入国家有5国,孟加拉国在所有五项指标中都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其次是满足3个指标的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尼泊尔只满足两项(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比和制造业出口中的中高级技术产品占比)。

  因此,如果以五项指标满足程度排序的话,排在第一梯队的是孟加拉国,第二梯队为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第三梯队为约旦、菲律宾和尼泊尔,第四梯队则为满足一项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第五梯队的国家则包括埃及、越南和斯里兰卡。考虑到国家市场规模对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性,第四梯队的经济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地位将显著上升。综上,经过五项指标的综合比较分析,共有上述13个国家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可能性。

  选定了国家后,需要对产业进行筛选,就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业而言,工资和就业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人均收入和制造业各产业就业趋势演变来看,在低收入阶段,食品与饮料、纺织业、服装等三大产业吸收了最多的就业。在一国进入中上或高收入阶段后,纺织和服装两个产业的就业水平将会显著降低,特别是服装业。就上述11国而言(柬埔寨、巴基斯坦数据缺失),在低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就业占比为34.4%,在50%以下的国家包括尼泊尔、菲律宾、印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余7国都在50%以上,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其中,服装产业的就业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越南、约旦等四国的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服装业的年工资水平而言,2010年中国为4300美元,孟加拉国为1400美元、斯里兰卡为1350美元、越南为2300美元,而约旦与中国相当。因此,越南、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是中国的服装产业转移的理想目标国家。就纺织品产业情况来看,塔吉克斯坦、埃及、孟加拉国、印度及尼泊尔等国的就业率较高,工资水平依次为2900美元、1300美元、2200美元、1200美元(除塔吉克斯坦外),而2010年中国纺织业的工资水平在4400美元左右。因此,上述国家显然也适合纺织业的产业转移。

  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非金属矿物产业、基本金属产业和金属制品产业的就业量占比依次快速进入下降阶段。这些产业包括钢铁、砖材、水泥、锅炉、金属架、手工工具和塑料。尽管解决的就业量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但这些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容易获取资本,可以为东道国带来投资机遇。就中等技术制造业的就业量占比而言,2010年中国为23.9%。随着人均收入上升,这些产业的就业量占比还将进一步提高比重,但2015年中国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计算将接近14000美元,就业量占比将很快达到高峰,并迅速进入下降阶段。目前,中等技术产业的就业量占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有约旦、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等,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印度和埃及。理论上讲,这些国家都是比较合适的中国中等技术产业转移的承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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