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客会丨圆桌对话:构建创新创业新生态

发表于  2015/10/25 09:38   约18分钟

图为“构建创新创业新生态”圆桌对话现场

    10月24日,新华网思客会在海南召开,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下一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李小牧、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众化区首席代表David Aikman(艾德维)、LinkedIn(领英)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沈博阳、Airbnb东北亚区域总经理张亚伦就“构建创新创业新生态”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对话,以下为对话实录: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大会开到这儿我觉得特别感谢组委会能够让我们上来花几分钟时间参加“创新创业新生态”的论坛。我个人在讲之前想说一下,今天我们有很多来自国内国外的学者和企业家,我们讲了很多对未来的憧憬,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条我特别想说,就是纵观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管理学里面的科学管理,但是它好像没有解决人类的几个根本问题,首先科学技术没有解决人性问题,科学技术也没有完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刚才张亚伦讲的关于Airbnb在中国的情况,中国社会里面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生态,使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一定地步,而真正的科学技术是不是能够解决人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关系社会,在未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这里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企业创新创业的生态问题,如何打造一个优质的生态体系,如何打造在这个生态体系下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放心地去创业,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在圆桌对话现场

  我想问一下李教授,因为今天上午我也讲了关于软实力的问题。我想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在建立创业新生态系统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互联网时代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做,哪些东西我们可以真正在世界上赢得别人的鼓掌和尊敬。

 

李小牧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兼国家文化贸易学术研究平台首席专家:

  我是学经济学的,偶然的机会闯入文化领域。我先从今天会议的主题就是中国经济的下一程开始讲。有一个建议,就是当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得太多的时候,甚至产生了很多纠结的时候,我希望能不能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跳出经济的领域看一下经济的问题。经济的下一程,不管是指一个完整的下一个周期还是下一个周期的一个阶段,我个人判断它都有可能和文化相关。

  今年5月份在重庆开的亚欧互联互通会上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文化和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那我们沿着这个桥梁向前想,过了这个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也就是说我们学会了对方的语言,你能听懂我、我也能听懂你了。这就能达到心灵沟通了吗?我们过了语言这道桥梁后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直接面对的是对方的心灵吗?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可能面对的是对方的文化围城,对方的心灵处于这个文化围城当中,即使我们过了语言的桥梁我们仍然难以达到心灵沟通的地步。

图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李小牧在圆桌对话现场

  我们过了桥梁之后,语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要进城。怎么进对方的文化围城呢?有很多办法,形象来说可以有进正门、走大路,也可以走旁门、走后门、走小门,把对方的门拆掉,把墙炸掉等等方式。我们这个团队正在研究的是文化贸易,我们觉得通过文化贸易的方式进入对方的文化围城,达到心灵沟通的目的是走大门、走大路。因为这是市场法则、国际惯例。这个就可以看出文化和经济之间是怎样一个关系,而且下一步我觉得随着中国文化大踏步的走出去,文化的沟通会起非常重要作用。我相信大家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看到更多这样的案例。

  我还有三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提醒的。一是中国之外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的需求已经产生了与以前相比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两三年前我们都不知道外国人到底需要中国文化的什么东西,他们是喜欢京剧还是喜欢杂技,还是其他什么?我们做了太多的政府主导下的尝试,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的走出去,我们发现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清醒了。为什么?当我们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铺到了他家,经过了他家门口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会越来越想了解,把高铁修到他家门前的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看什么样的电影,他们在读什么书。所以我刚才话中讲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方面的需求可能越来越清晰。

  二是不必过于担心所谓的文化逆差,这是探讨了太长时间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贸易表面上看起来是贸易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但实际上它背后贸易的是对对方生活状态的向往。简单地说中国人进口美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人对美国人现在生活方式和现状的羡慕和渴望。什么时候美国人也开始像中国人今天羡慕他们那样羡慕中国,我们的文化贸易自然有逆转。

  三是未来中国文化贸易的产品和服务应该由谁供给。在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已经一而再再而三有过先证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不是依靠今天所谓的大型文化国企,在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国企的意思,先走出去的经济领域告诉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大有作为的是那些民企,甚至是在座很多年轻人未来要从事的创新创业的行业。

  那么我这里又讲回到今天分论坛的主题,刚才我说的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一定会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传承下去,也一定会通过文化贸易向国外传播出去,这既构成了下一阶段年轻人创新创业的大的生态环境,同时这本身也会是各位创新创业非常有可能大有作为的领域。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下一个问题我想问我们的David Aikman(艾德维),我知道你在北京工作,同时也代表世界经济论坛在大中华区帮助中国的企业家成长。我想问,你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看到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对创业和创新的热情,你能不能把瑞士的经验,把你所看到的中国企业与瑞士的不同点,或者是瑞士整个创业过程中值得中国企业家、年轻人学习的东西,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

 

David Aikman(艾德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众化区首席代表:

  我们实际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创新、创业这样的概念,特别是在整个欧洲的大环境下。因为欧盟很大,有不同的国家,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在创业精神这块也是很多样化的,可以做的业务也是很多样化的,这一点可能和中国不一样。

  我们看创业精神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开始你必须要自己站起来,希望来做;二是开始建立的这个阶段;三是开始扩大规模。每个阶段个体的因素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都很重要,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看中国的情况。

  先看第一个起步阶段,中国的情况还不错,有很多宏观政策支持,整个大环境有利于创业。现在中国在环境方面,特别是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上做得很好,排名第28。但是一看细节,比如创建企业的流程、登记注册企业所花的具体时间,中国的排名就很低了,一个是123,一个是144,这就是在生态系统这块的影响。而在具体的个体因素这一块,我觉得中国要做的还很多,特别是在创业文化方面。很多人想创业,但他们还有对失败的恐惧,他们觉得如果自己创业了,是不是真的会好做呢?我每次都和年轻的中国创业家们讲,失败是最重要的,失败能够让你吸取教训,应该克服对失败的恐惧。

  第二阶段中国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他在资本获得这一块做得很好。比如说风投的资助,中国排名16位,所以资本在中国这一块第二阶段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个体因素这一块,技能可能是需要提高的,特别是培训。我知道中国现在相关的教育人士也非常重视二级教育这一块,特别是在服务领域这一块。高中的教育还有职业培训,是不是也可以更多地融入创业相关的活动,可以使更多的同学更好地适应。

  第三阶段我们发现中国做得也很不错,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华为,而且有越来越多其他的企业在全球都做得很好。所以对于年轻的创业家来说,他们有更多值得学习的典范。我们看一下大公司之间的协作,他们加强了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很多全球的大公司都会看如何与不同的企业合作,从而可以加强各自的创新。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非常感谢,下面我想问一下领英的沈博阳总裁,在中国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马上就进入了创业的领域,没有跨国公司和更多的创业经验,那他们如何应用领英这个牌子或者你们的这块领地呢?能够为他们创业团队的建立或者为他们创业成功带来好处?

  第二个问题您也知道孙正耀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在你们那里很活跃,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职业经理人和创业者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所谓职业经理人实际上很难加入到创业队伍之中,走来走去最后又回到了职业的队伍之中。你作为领英的总裁,在这个问题上你怎么去给那些在跨国公司里面当了很久的职业经理人,但现在想创业的人提供一点你的意见?

 

沈博阳 LinkedIn(领英)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非常感谢杨老师,我们刚进入中国时和北大国发院合作很多,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在过去一年我们发展得很好也是借助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而且创新是一个风口,所以相对比较幸运。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也关注到孙正耀写的文章,职业经理人和创业者。其实我个人不太同意把这两种人分开,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的职业发展是在这两者中跳来跳去,最早我自己在雅虎、谷歌做工程师做了很多年。后来我自己创业做最接地气的团购做了四年时间,我做的是糯米网。现在我又跳回来做领英,领英这个角色介于创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无论是创业也好、做职业经理人也好,那些最基础的素质是完全类似的。当然创业更强调的是创新、更强调冒风险等等。但我相信很多职业经理人身上是具备这种素质的。

  您讲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问题。领英传统来讲,大家觉得领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职场人的平台,其实我们内部不这么看,我们觉得创业本身也是一个职业,也是你的一个选择。所以你看到领英给用户提供三个核心价值,第一个核心价值是帮助用户发现人脉,打通人脉,创业者一定也非常需要人脉。第二个核心价值是获取知识和洞察,成长得更好。我相信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某种意义上他比职业经理人更需要快速的成长。Airbnb的创始人创业时也很年轻,但是这几年成长得很快,他对知识的洞察是很快的。第三点是帮助大家发现好的机会,不一定是好工作,也包括好的创业机会。我们在中国也做出很多本土化的努力。一方面我们领英相对来讲很容易吸引讲英语的、跨国公司背景的的人,这些人很容易和世界相联。同时我们在中国也做出了很有冒险精神的产品,就是赤兔,针对那些只关心在中国如何发展得更好的年轻人。但是这些人里面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创业者,因为对于创业者来讲非常有需求,去结交人脉、去成长,比如我是一个技术,要挖一个做产品的人做我的合伙人,所以他们非常需要领英这样的平台。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下一个问题我们问一下张亚伦总经理。就是创业公司的人的素质问题,你提到要成功有三条基本的特质:一是敢于失败;二是勇于发问,最好能够厚脸皮地提问;三是铜豌豆的精神,也就是刚强、刚毅、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三条都很好,特别是在美国的生态环境之下也很好理解,但这三条恰恰是中国年轻人的致命弱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担心失败,包括社会保障、面子等等东西。说到勇于发问,中国的环境从小到大就是好学生是不发问的,好孩子是认真听讲的,听完了以后你要能在考试中把核心问题答出来。所以勇于发问在中国社会没有基础,虽然80后、90后已经改变了这个状况,但是到中国课堂你会看到发问的大大少于去解决问题的人。第三条是关于顽强的意志力这一点,我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顽强到底、坚强到底,特别是像硅谷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做得还不是很好。你能不能讲一讲如硅谷是怎么培育出这种精神的?

图为Airbnb东北亚区域总经理张亚伦在圆桌对话现场

张亚伦 Airbnb东北亚区域总经理:

  我认识的最坚持的人或者我读过的最坚持的人都是中国人。比如说马云,我相信马云是很多企业家当中最坚持的一个人,可能是过去二三十年当中最坚持的一个人。所以我既同意又不同意您的说法,说中国人不喜欢冒险、害怕问问题、害怕冒险。但其实我认为企业家的精神在中国是很有根源的。比如说80后、90后,他们是最具有冒险精神,最具有好奇心的一批人,而且也冒了最大的风险。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着家人的支持,比如一对父母、两对祖父母,还有这么多叔叔阿姨。新生代也是很有自信的,比如说不同国家的新生代当中,因为我有机会在美国长大,所以我了解到新生代美国人的想法是什么,但同时我也了解新生代中国人的想法。我要和你说的是美国新生代的人不愿意冒险了,他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中国必须要努力争取。所以这样的思维状态能够让中国在任何方面,比如说创业到创新这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我想让每一个人针对刚才所讲的中国整个创新创业过程中所遇到的生态问题来说说,你认为中国如果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和创业,中国的生态问题中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哪些方面做变革和创新,使我们的年轻人更有机会,不仅有想法,而且有一个生态系统的支持?

 

李小牧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兼国家文化贸易学术研究平台首席专家: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文化上。就像咱们的传统文化,和创新创业在主要的方面是不相融的。

  我觉得国家还是要创造环境,更重要的是要交给具体的企业和学校,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国家可以把我们正在改变的这种文化,通过文化贸易、文化产业的形式传播给世界,把中国的积极形象传达给世界。

 

David Aikman(艾德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众化区首席代表 :

  我觉得中国创业最好的契机就是全球化。中国的企业现在走向全世界,会发现必须要把自己的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进行创新。走出去的这批中国企业家还有中国企业现在正在推动创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

 

沈博阳 LinkedIn(领英)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我觉得肯定人才还是最重要的。我们一方面很骄傲,未来几年中国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我很关心的是我们的人准备好了没有?如果我们的人没准备好,就算经济变成世界第一了,那我们能变成世界第一吗?谷歌这样的公司为什么不能变成中国人的公司?我觉得中国可能缺少一个更好的和世界相联的平台。

 

张亚伦 Airbnb东北亚区域总经理:

  最大的机会就是培养一种同理心,我相信这将会给我们带来每一个行业的正面变化,从政府到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打造这样一个信誉体系的话,比如说所有的政府、行业都具有同理心,我们将会做出一个世界性的非常正面的改变。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总结一下,我们的四个问题首先是文化问题,文化深层次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生态系统很难建立;而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人的问题,不解决人的基本素质、基本理念和基本知识架构的问题,很难做到这一点;而在人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互联网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没有同理心,无法换位思维,特别是没有国际、国内的同理心,不去了解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会很难办。最终还是David Aikman(艾德维)刚才讲的,一定要把大门打开,一定要国际化。我们的人要出去、外国人要进来,我们一定要适应多元视角的文化,思辨和多元视角之间的互相协作,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互联网时代的生态环境。

  希望这个座谈能够使在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企业、使我们的年轻人真正意识到,我们在这个时代大有可为,有很多的机会,关键在自己。也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通过我们的这种谈话和整个会议,认真思考自己的战略定位,在整个国际化的过程中、在互联网的时代中,不仅做大、更要做强,不仅成为世界的五百强之一,更要赢得世界人民和世界消费者的尊敬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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