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客会丨圆桌对话:从“制造”到“智造”

发表于  2015/10/25 09:17   约13分钟

图为“从制造到智造”圆桌对话现场

  10月24日,新华网思客会在海南召开,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编Ulrich Sendler(乌尔里希·森德勒)、福特汽车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地区总裁Dave Schoch(萧达伟)、越秀金控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苏亮瑜,鼎利财富总经理杨亮以“从制造到智造”为主题进行了深入地对话。以下为对话实录: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今天上午我们听到Ulrich Sendler(乌尔里希·森德勒)先生介绍了工业4.0,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概念,实际上工业的供应链向全球展开是从70年代开始的。它的开始实际上是来自于IBM把PC的规划设计向全球公开,这就使制造业成为一个开放型的模块生产行业。模块生产的方式、全球的供应链、IT技术的发展使设备本身不断智能化,制造业向全球延伸供应链,超越国界,这就使制造成为了一个在哪儿都能干的事。工业的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不断下降,中国正是碰到了这次的机会,正好和改革开放时代相吻合,从而造成在中国的努力和不断挑战下我们成为了一个制造大国。

  我对4.0的理解就是在中国这个基础上植入了物联网和大数据。我今天就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我想问一下萧达伟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的汽车工业,包括萧达伟先生的企业在2008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挑战,你是怎么思考汽车业的今天和未来的?

Dave Schoch(萧达伟) 福特汽车集团副总裁兼亚太地区总裁:

  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因为我在汽车行业工作,所以我今天讲汽车是非常切题的。100年前汽车走入每家每户,让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在过去15年当中,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是随着经济的腾飞而产生的。就像之前里夫金所说的,我们现在在一个转折点,因为传统的汽车制造行业已经受到了外界数字技术的冲击,作为生产商和制造商,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现在也有很多的大趋势在影响着我们,尤其是中国。

  在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有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口的老龄化,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紧迫,这是与社会问题、健康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些也会影响汽车行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新的数字创新,这些创新也来到了汽车界。就像里夫金之前所说的,我们现在意识到了,过去有防火墙和障碍,你进入不了,而现在因为低成本的问题,这样的防火墙已经不再存在。作为一个制造商,有一点我不同意里夫金所说的,就是他说将来不需要拥有车了,但同时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和新的数字技术共存,这些技术对于现有的市场是有扰乱性的。讲到未来的交通以及如何更好地满足未来的客户需求,很多的新生代都和我说,我不要求自己拥有一辆车,我只想从A地到B地,对车的操控性和造型我并不感兴趣。在这个领域我们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因此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也非常期待这样的变化发生。因为这会给我们一个重拾自己的机会,重新打造自己的机会,我们能以初创者的角色来面对这样具有扰乱性的变化。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谢谢您的回答。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鼎利的杨亮总经理,我听说你是做投资的,是吗?

杨亮 鼎利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们是一家投资公司,主要是做股权投资。我想从投资人的角度探讨一下从制造到智造。

  在讲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目前中国工业制造业的现状。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下滑,但现在的工人工资成本和资金成本、资本价格都在上升,它挤压了企业的利润。很多企业在面临同质化竞争的过程中,一方面利润在减少,一方面又要保住市场的份额,怎么办呢?这时候它就可能降价,打价格战,到最后这个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转变方向,换一个方式继续生存下去。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企业经营不下去的时候,会觉得主营业务的盈利非常少,看见投资会赚很多钱就跑去投资,做房地产、做二级市场。这种现象在目前来说比较普遍,这种浮躁的心态很广泛。德国提出了工业4.0,全球都在响应,中国也在积极推进。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导师,他正好是德国人,家乡就在汉堡,他告诉我在德国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小企业,他们在某一个领域有非常高的专业技术,他们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有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而且有钻研的精神,他不觉得企业小很丢人,反而觉得做这个事情很自豪。可能我们国内目前缺乏这种“钻”的精神,当然国内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投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做土壤改良和土壤治理,企业主是一个50多岁的科学家。他用20多年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研究土壤的修复。两个星期前我们又投了一家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4.0,做智能一体化的无缝针织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和刚才所说的科学家很相似,他用25年时间,从一毕业开始钻研针织机,不断更新换代。

  我说的这两个例子,就是想说在投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两个点对企业很重要。首先,企业要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核心价值,到底你的企业的核心优势在哪里?第二就是我们投企业也是投这个人,你要有“钻”的精神,能够忍受得了几十年的孤独。我觉得满足这两个条件,可能离成功已经非常接近了。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谢谢杨先生。中国经济的活跃和它的转型升级与无数像杨亮这样的慧眼识人的投资人有很大关系。接下来我们请和杨亮同行的投资人苏先生就这个话题讲讲你的想法。

苏亮瑜 越秀金控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

  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是做宏观研究的,我想从宏观的视角谈谈我对中国制造的认识。过去几年可能制造的问题风起云涌,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炒作的噱头?其实我们不是这么认为的,有两个因素极大地推动了这场革命。一个是每一次工业革命往往是靠技术的重大突破为主线或者支撑,这次也不例外,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技术从理论研究走向了大规模的实践运用,我认为这为人类社会迈向另一次工业跃进准备了非常好的物质基础。

  但是有另外一个因素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认识到,但未必会把它关联起来,就是过去40年,整个全球产业革命,或者说工业重心转移的趋势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0%降到了次贷危机前的24%,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这个危机实际上给了发达国家当头一棒,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制造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还不要说等到制造业空心化、空洞化那一天,它稍微有一点走软,恐怕经济的安全和可持续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制造业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美国、德国,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工业互联网和工业4.0的战略。工业4.0和美国人提出的工业互联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德国人在装备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尤其是大型装备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所以说它提出来的和中小企业结构的互联互通这块结合得很紧密,就是我需要把我在装备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要把中小规模的企业联起来,人与机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内部机器之间联系在一起。美国人提出的工业互联网我感觉很大,它在数据储存和处理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

  对于这波工业的又一次革命的浪潮,我认为中国可能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地位。为什么呢?我们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全部产业目录下面最齐全、最完整门类(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上面处于研发和水平上的劣势,我想未来要采取追赶的策略。

  我在这里提三点建议。一是我认为中国的策略应该是一个追随的战略,不是一个领先的战略。我们看一下美国在高新技术孵化,就是在制造方面所拥有的基础设施,无论从教育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其他的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等配套措施来看,我们现在和他相比有比较大的劣势。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基础的制造业,就是传统的制造业方面也不占优。所以如果采取从零到一战略的话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局面。

  二是我个人认为应该让企业成为这场创新的主体,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和机制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家都看足球,你看为什么恒大三年两进亚冠杯决赛,国足打了这么多年,离亚洲杯的冠军都很远,我觉得这还是要相信市场和机制的力量。

  三是可以采取并购基金的方法,直接借船出海,收购海外的研发机构。西门子能够形成全产业链的智能制造的优势,和它一系列的并购行动是有很大关系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对中国智造迈向更高水平的建议。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谢谢苏先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美国、德国、中国的关于4.0的做了一个梳理。最后我把时间留给Ulrich Sendler(乌尔里希·森德勒)先生,也是大家最想听的,就是关于4.0,请从你的角度来看谈一谈中国的挑战和机会。

Ulrich Sendler(乌尔里希·森德勒) 德国工业4.0专家、《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编 :

  我觉得里夫金的观点很正确,德国、中国可以合作推动工业4.0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国家做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国家照着做或者追随。我个人的观点是工业4.0不仅局限于制造和生产,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德国工业的优势是基于它有优秀的工程师,还有非常优秀的工程流程。而我们现在想做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工业希望做到的一件事情。虽然可能我们自动化的起点并不一样,可我们现在关注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转型。我们希望从过去已经主导我们工业发展四五十年的以工程为主的工业,转型到智能产品工程,也就是说生产出智能产品,而这个智能产品能够成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服务产品的核心,让它们都可以为你所用,最终,你就可以让一切成为可能。就像里夫金所讲的,我们要打造一个“互联网+”的平台,这实际上也是工业4.0的目标。这里面不仅是用互联网做优化和自动化,光有这个还不够,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还要更进一步。我想强调一点,从传统工程到智能工程的转型,是不局限于生产的。

  在里夫金讲完以后有人提问说机器人太危险,至少对工人来说太危险。我和ABB沟通过,ABB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商,这家公司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结果是有两个国家机器人的数量最多: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也是最低的。所以并不是说更多的数字化、更多的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就意味着工作机会会减少,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反向的,我们会有不同的商业模式、不同的想法和点子在产品服务上产生。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德国公司生产压缩机,这个公司找来另一家公司帮他们做可预测维护的软件开发,在进行新的维护服务时,他们发现,如果能更多地了解如何操作压缩机的话,就意味着能够直接给他们提供最终的产品,就是压缩空气。所以他们决定最后不光做压缩机,而是让有需求的客户直接从他们这边购买压缩空气这个最后的产品。这就不用像购买硬件一样需要保修了,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不仅如此,这些压缩机的开发者在和他们自己公司的服务团队沟通,沟通的内容就是如何能在开发下一代产品的过程中做到更多的优化,因为服务团队是了解客户的使用体验的。所以这个例子,再次证明了德国和中国在文化上是有相通性的,所有的人类也是如此,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相互帮助,让我们的技术不是替代我们,而是帮助我们,这样就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工业4.0的目标就应该如此,而这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就,那就是中国和德国因此而建立联系,打造全新的合作关系。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感谢四位嘉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智慧和亮点。请大家热烈鼓掌,谢谢他们。我们这场讨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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