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官员除了“做官”啥也不会

发表于  2015/09/14 06:30   约4分钟

乌纱帽,常用来代指当官

  越来越的人正在跳出“体制内”这个鱼缸,最新案例是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和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两人的不同在于,张泉灵做了十几年新闻记录者,最终靠一篇辞职感言成了新闻当事人;而曾在农业部、科技部深耕多年的梅永红,即使已确认将加入华大基因,仍保持着一个厅官惯有的审慎和低调。

  一位官声不错的厅级干部突然挂印而去,动机总会令人好奇。于是这两天有媒体采访到了梅永红的同学,得知他曾在朋友圈转发一篇题为《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的文章。有媒体推断,在那个时候起,梅永红就已经为自己离开体制内埋下了伏笔。

  不知是哪句话引起了梅永红的共鸣,但那篇文章的一些观点,确实能戳到体制内人士的心。比如文章说,为什么常听体制内的人吐槽,却不见他们辞职,是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已经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他们知道自己就算离开,也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起码体制内相对稳定。

  那句“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很多体制内人士的生存状态——这些人已经习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安闲,已经习惯“年头熬够了,位置就有了”的稳定。如今官场冗员太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官员已退化到“除了做官啥也不会”的地步,只能赖在体制内混日子。

  “会做官”当然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容易传染的官场病。不少人刚进体制就开始摆谱,张嘴就是滴水不漏的官话,满腹都是官场厚黑学,满脑袋都是拉帮结派的心思,最终确实越来越有官样,也越来越面临“本领恐慌”。所以,甭管有多少官员感叹“为官不易”,真有勇气和资本走出围城的并不多。

  主张官员应该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并非鼓励优秀人才全都辞职下海。但相较于庸庸碌碌的“撞钟和尚”,那些具备“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的官员,确实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如果这样的“能人”成为主流,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或许会好很多。

  一个健康的官场,不应是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但中国官场的现实是,一个人一旦拥有干部身份,只要没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基本能一直在体制内终老;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在企业的专业岗位上,即使表现很优秀,也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情怀,也很难进入体制。这样的身份壁垒,限制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人们期待的状态是,未来官员不仅要“能上能下”,还要“能进能出”。一方面,某些专业的管理领域,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商而优则仕”的经验,直接从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官员;另一方面,官员离开体制,依照程序进入企业或科研院所,也应视为寻常。

  而且从公共利益的视角来看,好的官员应该是那些有公共服务理想的人,如果一个人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应该有制度性通道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同时也应该有制度性门槛拒绝和淘汰那些滥竽充数者。

  当然,一些既有理想又有能力者,如果觉得官场并非施展自己才干的最佳舞台,也可以凭着“随时离开的能力”自由退出,转而从事更能施展抱负的事业。如此,既能确保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又能让各行各业都有高素质人才,整个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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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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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管有多少官员感叹“为官不易”,真有勇气和资本走出围城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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