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为青年人创造了“小时代”?

发表于  2015/08/16 06:30   约7分钟

《小时代4》剧照

  这个夏天,一大批由堕胎生死、撕逼情仇主导的青春电影故事,由《小时代4:灵魂尽头》领队,吸引着身穿破洞热裤,涂着炫目美甲,咬着可口可乐吸管的90后和00后们。尽管专业影评界的骂声如潮,仍然无法撼动这些影片与周边衍生产品的票房奇观、吸金指数。

  这是时代抛出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笑脸。要理解它,理解当下的中国青年,理解他们独特的文化口味,成为一个摆在成人世界和相关研究者面前的命题。有趣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社会也曾经遭遇类似挑战。

英国往事青年与主流秩序抵抗、协商乃至斗争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黄金时代”的到来,无数年轻的英国人开始以他们极具风格化的奇装异服,搅动成人世界的“道德恐慌”:先是“摩登族”们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骑着时髦的意大利兰黄蜂牌小型摩托车绝尘而去;紧接着“阿飞男”以爱德华七世时代风靡的高腰、瘦腿、露袜裤子招摇过市,穿梭于整个伦敦的摇滚乐演出中;再加上“飞车男孩”脚蹬高帮摩托车靴,在穷街陋巷的咖啡馆前一字排开炫耀摩托车骑术;直至光头仔们顶着标志性的光头或平头,穿着吊带款Levi’s牛仔裤火速冲进针对南亚移民的种族暴乱中。

  针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青年文化现象,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展开了研究与回应。需要强调的是,“青年”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正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青年”才具有了确定的意涵。自此,对于青年的关注与管控,从歌德、卢梭浪漫青春的文学想象,到犯罪学“独立青少年法庭”的设立,直至芝加哥学派严谨的社会学研究,塑造了两幅截然不同的青年面孔,一个通向未来,是朝气蓬勃的上升力量;另一个指向地狱。首先是阶级视野的凸显,与几乎同时期英国中产阶级青年热衷的“嬉皮士”、“朋克”、“后朋克”等反主流文化不同,这群来自伦敦东区的贫民窟青年,通过创造独特甚至极端的文化风格,表达并尝试解决自身不同于工人父辈的阶级文化困境与身份认同焦虑。霍尔等人反对使用笼统的“青年文化”这一称谓,因为其掩盖和压抑了许多差异,尤其青年间的阶级差异。在此基础上,一个崭新的“亚文化”概念诞生了。

  青年不再被视为可疑的“越轨人群”或“民间恶魔”,在夸张古怪的风格符号背后,在具有仪式特征的社会行为背后,研究者们发现了青年与主流秩序之间的抵抗、协商乃至斗争。那些出没于贫民窟社区、街角、咖啡馆的男孩女孩们,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挑战和颠覆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以“通过仪式”的抵抗方式,想象性地“解决”自己在现实政治社会里,由阶级、代际、种族、性别等不平等问题所引发的难题。最终,正是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青年开始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强烈而隐蔽的象征”。

中国现实青年困境,绝不仅属于青年群体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小时代”,林萧、顾里们的这句“小时代”宣言,在不期然间击中了一个大命题。

  2008年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震荡的到来,青年或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不断涌现,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全球政治命题。从华尔街到突尼斯街头,一代青年在升学受挫、就业困顿的爱与痛的过程中,促发了朝向金融资本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直接冲突与抗议。

  事实上,早于全球青年的政治抗议浪潮,作为消费主体的青年文化早已将全球大众文化的受众,调向年龄与智力的双低状态。从“魔戒系列”(2001-2003)、“哈利·波特狂潮”(2001-2011)、“纳尼亚传奇”(2005-2011)直到最近的“暮光之城”(2008-2012),新世纪以来畅行全球的大众文化,无疑都是青年文化产品——描述青年人的成长困境,瞄准青年人的钱袋,并最终捕获了全球青年毫无保留的支持。

  这些已经成熟的青年消费主体,正在将他们的焦虑与困境,从文化消费转向直接的政治疆场,他们能否成为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的政治主体,我们拭目以待。

  当我们回到中国“频道”,不难发现在今日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同样出现了锐舞派对、粉丝经济、萌腐趣味等同步于西方青年的消费步调。但是中国复杂的本土语境,亦提出了更具有挑战性的命题。

  对照40年前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的亚文化研究,当下年轻人们热衷的ACG(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文化、玄幻穿越剧等,已经彻底失去了其阶级胎记,不再是新世代青年改装与挪用父辈的工人阶级符号,挑战乃至改写主流秩序,创造出解决自身的阶级困境的新一代工人阶级文化。今日中国的青年亚文化,显示了高度城乡一体化和均质化的面向,无数身处南中国工厂的青年农民工们,表现出几乎与城市中产青年同样的消费期待,和追赶消费社会的雄心与热望。此间的结构断裂与阶级落差,以一种更为吊诡而隐蔽的方式彰显:当城市青年们刷着iPad,以“屌丝”自居的时候,那些真正处于中国底层的青年农民工们,正被推斥进入一个无名与失语的“异度空间”。偶然地,当他们利用像素极低的手机自拍、乖张行为和奇装异服吸引注目的时候,收获的只有“乡村洗剪吹”与“杀马特”的恶意嘲弄。

  正是这些齐格蒙特·鲍曼意义上不会消费、甚至不能消费的中国“新穷人”们,为全球各地的青年生产了他们热恋的苹果手机、圣诞惊喜和激萌的卡通公仔。铸就了“世界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并非“通过仪式”,而是以直接的罢工等,闯入主流文化视野。与此同时,城市青年在高房价、高物价之下举步维艰,这正说明当下中国青年的问题,焦灼而复杂。

  在某次学术会议上,一位70后教授表达了对于今日中国青年(90后甚至00后们)的痛惜:这些年轻的面庞在奖学金、入党和保研的校园竞争中,已经过早地市侩化和功利化。一位女学生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坦然接受了老师的批评,却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我们90后遵守的所有“丛林法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弱肉强食世界,难道不是在座的诸位50后、60后和70后们为我们提供的吗?全场在短暂的沉默后掌声响起,这阵掌声让我确认,今日中国青年的困境,绝不仅仅属于青年个人乃至一个群体。

  (作者:刘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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