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美到底在互相恐惧什么?

发表于  2015/07/29 09:00   约10分钟

  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有中东变局,有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在我们这个地区则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既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不过,近年来,随着东海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南海问题的升温,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和美国,有美国学者甚至称,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当然是有所指的,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即将来临。

  中美两国处于浩瀚太平洋的两岸,本来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诚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呢?这里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给两国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从实际政策层面看,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本区域,更没有要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秩序。不过,美国方面并非如此认知;相反,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成为对美国的挑战。同样,美国方面的很多针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行为举动,无论是军事上的(例如美日、美菲同盟)还是政治上的(例如人权)和经济上的(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简称TPP)等,都往往被中国解读成为围堵中国的举措。地缘政治的变迁使得双方都有强烈的对对方的恐惧感。在互相存在对对方的恐惧的情况下,学界和政策圈内一直所呼吁的、两者之间的政治和战略信任关系不仅很难建立,而且往往荡然无存。

  区域内部政经变化的挑战

  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变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现在的东亚区域秩序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在冷战期间确立起来的。简单地说,东亚秩序格局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在本区域的延伸。尽管冷战结束之后,在经济和政治等层面,本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没有导致战略格局的变化。基本上,在战略层面,主轴仍然是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从来就没有隐晦过。这个局面说明了两点。第一,美国一直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有机部分。第二,冷战期间所形成的战略格局,已经受到本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变化的挑战,现存秩序已经满足不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美国要“重返亚洲”,只不过是对第二种情况的心理反应,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本区域。

  近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在东亚扩张其地缘秩序影响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在本区域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丧失。传统上,中国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主要表现为朝贡形式的贸易体系。近代以来,朝贡体系迅速解体,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取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不过,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崛起,并且迅速扩张,具有了巨大的外部性。这种外在的影响力,和中国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迁,是否会导致中国所追求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终结?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大国总是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总要尽其所能来遏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保持其霸权地位,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冲突的常态,实现和维持和平共存状态。对中国来说,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要分析目前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因。如上所说,两国之间的互信是关键。现在两国互为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建设一种和平共存关系?

  所以,关键在于要回答,中美两国到底在互相恐惧什么?最近有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恐惧概括得很好,认为中国恐惧于美国要围堵中国,尤其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秩序,而美国则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不过,具体分析来看,这种互为恐惧并没有多大的道理,更多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层面。

  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的合作要远远大于冲突。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整体国际关系的两个主柱,缺一不可。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就难以解决。同样,如果两国发生分裂甚至冲突,就不会再存在世界秩序。在实际层面,两国也合作得很好,尽管也有分歧。在气候问题上,两国达成了诸多重大的合作协议,对推进整个国际的合作起着巨大作用。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最近有了巨大的进展,这次和伊朗达成了协议,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在朝鲜问题上,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但近年来已经改变了被朝鲜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而挟持大国的局面。可以相信,如果两国能够更紧密地合作,朝鲜问题并不难解决。实际上,在包括反恐在内的其他很多国际问题上,两国都有巨大的合作潜能。就双边关系来说更是如此。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互相依赖的程度非常高,以至于有人把此称为“中美国”。2008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失衡,两国保持沟通合作,共同努力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要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有人经常把中国和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比较,这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当年,德国和日本都有称霸世界或者区域的国家计划。中国历史数千年,从来就没有称霸的努力,而仅是在最低限度上维持自然形成的区域秩序(例如朝贡体系)。这种文化至今并没有任何变化。如当年邓小平所说,称霸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选项。

  既然这样,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是对中国存有巨大的恐惧感呢?美国人的恐惧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一些方面,美国的恐惧往往是和中国互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来说,应当思考的问题就是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美国人的恐惧而改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恐惧

  第一,双方的有效沟通仍然不足。尽管中国多年来多次向美国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但类似的解释必须是日常的。这是因为两国关系深刻地受彼此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美国有其国内的巨大动力,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中美关系,一些力量可以从中美关系的友好中获益,而另外一些则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国都没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例如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内部可能不这样看,因为人们总是觉得还有问题,产生不了外在的影响力,因此往往是只看国内,忘记了国外。亚投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当然,美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人因此把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撇开现存国际秩序,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而另起炉灶的企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和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一路一带”、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第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缺少软力量。在很多方面,尽管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本身毫无这个意识。或者说,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中国本身的原因。就举近来南中国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国开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早已经在填海了。中国的行为因此是反应性的,就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行为的反应。只不过中国的填海比其他国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罢了。在他国填海的时候,不知道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声?如果早发声,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样在话语权上处于被动。

  第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例如,美国人所具有的军事冒险精神,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经常低估的。理解美国的军事冒险精神并不是说中国要恐惧它,而是相反。在深刻理解其军事冒险精神之后,中国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国也要把握美国对自己长期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恐惧。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并没有必要过于恐惧美国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对改变中国政治秩序不感兴趣,那会是个错误;同样,如果认为美国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那也会是个错误。对美国的恐惧是中国本身没有自信的表现。要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政治影响是互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要影响中国,这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前提。中国很多人把美国的很多行为(甚至不是政府行为)视为是美国要推翻中国秩序的“阴谋”,例如货币政策、股市操作、人权组织的活动等等。如果在制订国内政策时,不能考量到国际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失误。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互相影响的政治,一国要影响另一国是常态。作为大国,中国如果不能估计到美国各方面(不见得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国各方面(不见得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就很难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需要中美两国的有效合作。美国需要中国,也不能失去中国;同样,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在实际国际政治生活中,两国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两国的合作是双赢的,而在核武器时代,冲突一定不是零和游戏,即一方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是双输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困难。

  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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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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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政策层面看,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本区域,更没有要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秩序。不过,美国方面并非如此认知;相反,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成为对美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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