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女儿微博举报父亲高速公路开车打手机，因角色冲突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如今，这一社会话题更是进入一年一度的高考试卷，启迪青年学子思考法治精神更令人深思。

　　为什么要关注这一事件？

　　林语堂曾说:‘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中国人把人情放在道理上面”。中华民族传统中倡导遵循“亲亲相隐”，近亲属之间更是必须遵守。23岁女儿举报父亲高速路上开车打手机，这种角色的冲突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而现代法治社会需要的是理性，人在一定规则规范内从事的理性活动，这仿佛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与重人情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开车打手机的危害无需赘言，但如果不是女儿举报，这位父亲的习以为常的行为也许很难被发现。而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看似微小、实则大害的违规行为，开车打电话、争道抢行、“加塞”……，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更是让“路怒”重回公众视野。

　　风驰电掣的汽车保有量已把汽车文明远远抛在了脑后，尤其是很多不文明、危险的驾驶行为发生在私密的个人环境内，难以取证。“海恩法则”强调：事故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杜绝交通隐患，文明安全的交通环境从愿景成为现实，离不开驾驶人自律、社会公众参与，更需要执法部门主动行为，尤其对中国式过马路、开车打手机等舆论认为“法难责众”的模糊地带，良法力行法治交通任重道远。

　　为什么会有争论？

　　“人情”是形成良法的渊源，而法规也不是万能的，作为明确的文本规范，总有其不能涉及的领域。其所具有的强制特点极易造成人民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距离，从而使得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习俗、行为习惯脱节。而人情因素可调节法的僵化与死板，人性化地宣传实施法律，使得亲和力的法更易于被人民所接受。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的法治就是法治建设的目标。女儿反复劝说父亲是一种私人关系，而“女儿举报父亲”则进入了公共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女儿举报父亲”看似破坏常情人伦，根本上是对父亲的爱，追求价值理性，通过提高父亲的违规成本，从而倒逼父亲文明行车，无奈而无悔；面对女儿反复劝说仍无畏再错的父亲，可见对驾车违法危害的不知晓、不理解，无知而无畏；网友看待女儿举报，担忧亲情蒙尘，却忘记了一旦发生意外而导致的人伦悲剧，感性而折中。此外，这个话题至少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即让开车打手机这一行为的危害得到广泛传播，可谓法治交通的一堂全民公开课。

　　《道路交通安全法》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禁止了很多看似细微、但可导致严重后果甚至攸关性命的陋习，并非是提倡法律责众，多处罚一些人，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约束出良好习惯，警戒大家依法行车，形成安全可期的交通秩序。公众法律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基础、心理基础和法律原因，因此，在立法、执法时必须考虑民众这样的法律心理。在中国“人情”社会里，我们需要的是人性化的法治。一个良好的法治国家依赖于人民对法律的信仰，进一步深化法治改革，必须使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特别是，应通过各种渠道与公众进行深入沟通，阐明利弊，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法律和公共政策，法治宣传任重道远。

　　毛泽东曾说过，在人民非对抗性内部矛盾上，调节比判决更值得信赖。面对很多违法行为，处罚仅是一种手段，交警部门应尽量做到人性化、规范化。从后续报道中，我们看到，女儿拒绝了举报奖金，因为父亲认识到危害已经是最好的褒奖；湖北高速交警人性化执法让父亲学习开车打手机的危害、并做出了警告处里，因为违法者认同法律已经是执法的目的。

　　这是情与法的双赢，我们期待更多的双赢，我们也应致力于更多的双赢。

　　（文/刘春雨）

路上请“息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