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繁荣离不开城乡人口对流

发表于  2015/05/26 14:37   约4分钟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住客的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就更加令人愉悦了。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在那时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近世,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也就是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不管是在中国,还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临安比1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的城市相对较小,当时崛起的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与汴京、临安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宋朝以后,中国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人口竟不及百万。元朝建都大都(今天的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两朝,北京的人口维持在70-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城市的规模大,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很高。早在战国时期,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的水平。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宋朝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新中国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 1957年的时候上升至15.4%,恢复到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如下表)。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和《中国统计年鉴》。

  翻阅资料,不难发现,在城市化水平领先的时期,我们的人口迁移是很自由的。战国时期,“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反观中世纪的欧洲,人口被固定在封建庄园的土地上,难以自由迁移,城市的规模自然要小得多。在我国,刚解放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被一定程度地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年到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19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19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激发出许多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我国经济如此繁荣了。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自由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跟着出现了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进而超越盛唐。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在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页“五口通商”(“五口”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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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 /  4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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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激发出许多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我国经济如此繁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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