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雷军”，这是近期一些地方政府较为流行的口号。

　　作为一个口号，这也意味着一些地方政府在与雷军这样的创新人才失之交臂之后，已经开始有了觉醒和反思，值得肯定。

　　哪怕是再成功的牛人，也都有藉贯，也有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这些经历，对于他们自己也许是宝贵的，对于他们走向成功也许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不是对他们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或者是不是恰恰相反曾经成为掣肘和反作用，又很难用一两句说清楚。

　　如今名满天下的雷军，作为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著名天使投资人，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的励志英雄。他1969年出生于中部的一个平原地区，这使他的原藉有了难舍雷军情结的理由。我国历来的传统本来是极为重视名人故里之类的讲究，而在跨越发展、政绩工程、GDP至上的时代，把当红的名人请回故里，参加各类活动，给予各类荣誉，尤其是附加着指望其回乡创业、回乡投资发展的动机，简直成了地方政府一项唯此唯大的工作。雷军也不例外，从此成为了家乡的重量级嘉宾，在家乡的盛会上频频亮相，甚至被选为当地总商会会长，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雷军还有在中部一个大城市求学和创业的经历，作为普通创业者，雷军的创业时代，应该是收益良多，是充满艰辛，也可以给予普通创业者最多启迪的岁月。这个中部城市，不仅对如今的雷军礼遇有加，在招商引资、投资创业方面寄望甚多，而且以此为鉴，着眼长远，推出系列新政，旨在大力孵化大学生创业。新政既出，新一轮的创业热情正在涌动，用当地官方的话说，此举就是要千方百计留住“雷军”们。

　　留住“雷军”的种种举措表明，地方政府的确是蛮拼的，而且也有了一些较为诱人且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不过，对雷军的锦上添花式的荣誉加身也罢，相关创业孵化计划也罢，都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前者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明智，是对成功人士趋炎附势般的追捧。后者虽然着眼于鼓励大学生创业，着眼于留住且激活人才，但目的性、功利性未免又太强，专一的经济眼光、狭隘的产业意识、成者王侯败者寇式的思维模式，最终能否真正留住未来的“雷军”们，笔者不免有点担心。

　　这些年，我们“唱新”的口号还少吗？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还少吗？雷军早年创业的所在地是当之无愧的大学之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才高地，是后备人才之城，但何以未能成为创新人才之城呢？雷军本人为什么后来出于无奈要远走他乡，是创业环境的原因，还是文化和科技氛围不够的原因？我们要不要深挖个中原因，要不要拷问政府因素、权力因素在其间的负面作用如何？

　　能否真正留住“雷军”，恐怕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考量。城市不只是一个经济体，城市也不只是建筑、市场、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简单叠加。从人文的意义上甚至于从终极的意义上讲，城市根本上就是文化的载体，是市民生存的依赖。

　　曾经有作家和学者认为，城市首先是市民化的城市。此论定位极准，但一时间似乎不大受官方待见。事实上，一些城市要真正创新发展，真正要留住未来的“雷军”们，恰恰不妨从市民化入手，在为市民服务方面多作点文章。所有的市民觉得在城市吃得爽，在城市生活舒服，才是创业成功的前提所在。

　　从市民化的角度审视，留住“雷军”，恐怕远非激励创业方面的各类新政所能涵盖。只有政府转变“经营城市”的观念，严控与民争利行为，彻底树立为市民服务观念，严审甚至于取缔法理上站不住脚的“收费”行为（诸如进城费、路桥费等），不纵容垄断性商家的任性涨价行为（比如物业管理费、小区停车费等），控制交警、城管等管理部门的任性处罚冲动，在城市管理与降低市民城市生存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不让城市的“文明架势”阻碍了“文化长势”，给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城市共享空间，这恐怕才是当务之急。一句话，愚以为，城市管理者不妨放宽视野，记住留住普通创业者，就是留住“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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