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晴雨表”

发表于  2015/05/06 13:29   约7分钟

  到底中国人口有没有大起大落呢?

  中国历史短期间内确有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比如说秦汉之际、东汉末三国、两晋之际、唐末五代、金元之际、明清之际,绝对数字可以减少一半以上,比如说蒙古人灭北方的金朝,剩下人口大概不到20%。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数字上看会下降到1/3,有时实际人口下降也接近一半,所以大落是绝对的事实。

  但是大起,“起”是一个假象,在恢复期,人口年增长率能够达到千分之十或者十几已经不得了。但为何有大起的感觉呢?因为较长时间的一段持续增长,积累起来就是很大的数字。另外因为新朝代刚刚稳定下来,调查出来的户口往往还有很多隐瞒,或者不少人流亡未归,到太平盛世时,这些数字都统计进去了,甚至还有的出现虚报。每次赈灾时人口往往比交税时要多得多。

  人口的数量变化的确是有阶段性,总体反应在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各方面的进步,人口倍增的时间就缩短。比如说公元初年,人口6000万左右,到宋朝12世纪末年,才突破1亿,花了1100年;但人口突破2亿,只用了600年;从1700年到1850年,从2亿到4亿多,仅150年;以后从6亿、8亿、10亿到现在13亿多,倍增的时间缩短了。

  增长不平衡造成的恶果

  以前大家都不大注意,人口增长存在着阶级、阶层和民族的不平衡。

  一、特权阶层受政策保护展开“生育竞赛”

  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特权阶层,由于拥有政治和经济的特权,人口增长明显高于平均。许多人看不懂为何范进中举后,有人要送钱,有人要送地。作为举人,法律规定,举人本人和家人都不用服劳役,他家的田地也可以免税。比如规定庶人在40岁还无男丁后代方可纳妾,但对特权阶层就没有限制。举人也不用交田税,所以不少人宁愿把田交给享受免税特权的人,给主人的孝敬比公家税赋要轻。

  宋朝优待官吏,官员子孙有世袭的特权,如一品大员,宰相的儿子可享受“正厅级”待遇,而进士们十年寒窗,不过处级待遇,因此引发不满。明朝规定,朱家宗室子孙世代由朝廷供养,皇帝的儿子都封亲王,亲王的儿子封郡王,第三代后封镇国将军、奉国将军等,第六代以后都封都尉。他们出生后,名字由朝廷取,婚姻由朝廷安排,俸禄由朝廷发放,统统供养,造成皇亲中展开生育竞争。西汉一朝,人口年均增长率不到千分之七,但刘邦家族从开始一对夫妻增加到十几万族人;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保证了宋朝没有战乱,但作为对交出兵权的奖励,鼓励他们买房、买地、生孩子,还规定可以赦免几次死罪,这样,造成了阶层人口增长率的严重不平衡。

  民族之间的不平衡大多源于地理环境差异。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历来生育率偏低。西汉时,北方人不敢来江南,“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文学家贾谊要去长沙任长沙王太傅,忧心忡忡,后来的确早亡。农耕与游牧民族生产方式不同也会造成人口增长不平衡,茶叶传入游牧民族后,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二、中间劳力赡养比例失调引发社会混乱

  增长率不平衡造成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正常的社会里,中间劳动力赡养老人,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力者,但还要供养统治阶层。如果这个阶层过于庞大,就会激发社会矛盾。每个朝代的初年,统治者人丁单薄,社会的供养率较低,但后期特权阶层生育率偏高,供养压力、政府财政负担就不堪,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希望改变财政,但这种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社会经济不平衡,只有战争、战乱彻底打碎旧的体系,赢得新朝廷社会供养比较合理的短暂时期。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专制社会里面不可治愈的一种人口癌症”。

  这里要指出,人口对社会的发展、影响并没有绝对关系。清末人口到4.3亿时,东北一开发就满足了3000多万人的需求。清末人口剧增和明末清初从外面引进的新的粮食作物,在坡地、山区可种红薯、玉米、土豆、花生、辣椒等密切相关。

  到了近现代人口有两次转变,从历来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这并非单一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医药、公共卫生、社会救济和保障、社会制度、物质条件各方面得到了改善,是社会总体进步的结果。比如说新的接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实行计划生育后,又出现一个变化,转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三、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的关系

  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是能反映社会实际现状的。到清朝中期有洪亮吉、晚期有汪士铎等人,他们看到人口增长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就提倡寡妇不许改嫁,部分女孩子进童贞院,等等;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到中国后,受过西方训练的人口学家都表示赞同,如吴景超、李景汉、乔启明、孙本文、潘光旦;但是政治家不同意,孙中山一直担心中国出生率低,不利于国际竞争。而梁启超在人多有利这一点上和孙中山一致,但反对早婚早育。

  从政府层面,1941年国民政府社会部组织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在1945年5月份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生育节制为合法,只是因为抗战期间无法实施;1957年6月,马寅初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1978年全国人代会提出降低增长率目标,新的宪法明确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这几年大家都在检讨,到底这个过程对不对,要不要改变?我个人认为,当时确定一孩化的目标,是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之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当时不是好和最好之间的选择,而是坏和更坏、最坏之间的选择。

  我认为国策对人口政策应该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节。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急剧下降到如此程度,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在考虑经济压力的同时,还要考虑伦理、家庭的习俗。孩子如果都没有兄弟姐妹,如何理解亲如手足?没有完整的家庭,如何延续家风家德呢?我1995年就撰文提出要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是确保一胎,鼓励二胎,特殊情况下允许多胎。台湾从来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但是台湾人口降得可怕,所以,他们从“一个太少了,两个正正好,三个更热闹”改为“孩子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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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  8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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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晴雨表”

我个人认为,当时确定一孩化的目标,是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之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当时不是好和最好之间的选择,而是坏和更坏、最坏之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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