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新科技革命,中国将坐上“头等舱”

发表于  2015/04/29 08:06   约11分钟


  近日,姚洋在“学习型中国-第七届企业资本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整理:

  转型期将变得更痛苦

  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下降,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从2001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不可能长期持续。试想一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贸易国,如果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还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那就一定意味着有些国家的出口在萎缩。这种事情不可能长期下去,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能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这已经非常不错了。

  第二个转变,以前我们是靠一些低级产品打遍天下,今天不行了。宏观数据显示,我们的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以及对GDP的占比都在下降,而服务业的占比在上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制造业的市场是全球的,它的需求来自外部,但是服务业不一样。服务业的需求是靠我们自己创造的,是内生的,所以这方面的转型增长就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今天经济遇到深层次困难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短期的原因,比如过剩,因为前一阶段我们上了很多项目,盖了很多房子,到了今天就过剩了。这两项因素的叠加,使得我们的经济进入一个比较痛苦的调整期。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如何渡过痛苦转型期的

  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应该悲观呢?国际上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比较悲观,比如美国前财长、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就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时期,还认为在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跌到3%、4%,也就是进入长期低速增长的时代。

  但我觉得这个判断过于悲观,还是要看一下历史。我觉得可以和中国作比较的是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因为我们今天经济所达到的高度,和196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台湾和韩国几乎是一样的。比如都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再比如教育水平和科研投入也都非常高,所以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我们也会有很大的信心。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基本相当于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但日本在7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超过了7%。1970年代是日本产品开始“统治世界”的时期,日本成了世界产品的主导,几乎所有新的产品都来自于日本。大家可能说那是赶上了好时间,实际上不是。1970年代和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差不多:石油危机、债务危机,到了1980年代初期,整个美国也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是日本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那么,日本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呢?就是创新,经过长期积累后的技术爆发。

  韩国的经济爆发性增长期相对短一些,我感觉本来应该在90年代爆发,但是由于亚洲危机而推后了。今天韩国达到的高度已经接近了日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水平。韩国能做到这点是靠什么?靠创新,而且是战略性的创新。比如韩国的芯片,三星从70年代末就开始搞芯片,并投入了海量资金,最后成功了。

  在创新方面也可以对比一下台湾,台湾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韩国高,但这几年韩国超越台湾。我们很少听到台湾的国际性企业,但是韩国有,这和韩国重视创新分不开。

  最好的投资应该投到哪里?

  展望未来,我觉得世界经济还会保持高速增长,只不过会经历痛苦的调整期,可能需要十年时间。

  那么,下一轮工业革命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苗头是非常好的。

  比如上周末,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做了一个讲座,讲了几个新的技术。其中一个是我国在世界上领先的量子通讯,一旦成功,将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是对传统通讯方式的重大突破。

  另外一个技术是石墨烯。现在的电子元器件普遍采用的是硅材料,而石墨烯传导性极其好、容量极其大,不仅是电子行业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电池行业也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由此延伸,就意味着能解决电动车的电池问题。

  现在电动车唯一的一个问题是电池太重、充电太慢、续航能力太低,如果石墨烯实现应用,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今后电动车将成为大众化的汽车。我以前对电动车抱有怀疑态度:先用煤发电,然后储存为化学能,再转为机械能,实际上效率还是比内燃汽车要高两到三倍,如果有了石墨烯,就更是插上了翅膀,电动车就会主导未来。

  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可能成为突破,前途还是光明的。

  都说现在企业盈利难了,因为成本和工资水平等都在增加。工资水平一定要提高,因为GDP在增长,如果工资水平不提高,那还叫什么经济增长?提高工资的唯一出路就是技术进步,中国创新有很好的基础,因为教育水平非常高,每年有700万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被培养出来,只要有10%的人参与创新,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存量又极其多,M2已经达到130万亿,实际上就是我们纸面上的财富。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把纸面上的财富变成实际的财富呢?

  一个是搞固定资产投资,但是这个领域现在已经开始饱和了,而且成本很高。

  最好的投资应该投到哪里呢?投到创新和人才上面去。这样才能把过去15年积累的财富变成未来的有收入流的资产,现在它还睡在账面上。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信心。

  给大家举一个数字,我们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十二五”初期,大概还只有1.7%,今年是“十二五”结束之年,会达到2.2%,“十三五”要达到什么水平呢?我估计铁定超过2.5%,那么,就是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个时候,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大概也只会是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科研投入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会说很多投入,特别是国家的投入都浪费掉了,的确有浪费,但还是会有收益。

  在我们的科技投入中,企业投入已经超过了国家投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企业投入是市场导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我去看过一个地产公司在做一生物医药方面的孵化器,投入了海量的资金。负责人希望有10%的成功概率,那样就可以收回成本。这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破”的阻力来自于哪里?

  今年是改革的元年,很多改革措施都已经推出来了。有人疑惑:“你看政治上这么紧,难道经济上的改革就能推进吗?”我告诉他们,一点问题没有。市场化改革已经势不可当,改革无非是做两件事,一件是破,一件是立,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改革历程都是破的过程,那么破的阻力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思想。因为很多官员还没有转变观念,也还没有建立一个概念。市场和社会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市场和社会有自主能力,可以实现非常有效的配置和社会管理,他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老听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官员老担心,其实放开了以后一点都不会乱,市场会做得很好。

  第二方面是权力,要把权力都放给市场。国务院做的决定为什么一个处长就能给它挡住?就是因为处长手中有权力,可以使用。我们的很多规制都是官员自己生造出来的,根本毫无用处。比如报考研究生,以前都是各个学校自己报就完了,教育部弄了一个网站,说所有报考研究生的都必须去注册一下,必须在网上报考,人为地加了一道成本,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要体现出教育部有权力,要把权力收起来,你得听我的。

  第三个方面是利益集团的阻挠,很多人在旧体制当中有很强大的利益,不想变革。这方面还是需要一些强有力的领导,好在我们的领导有担当、有责任、敢行动,中国的改革有希望。这是在战略层面上。

  以上三点是战略层面的问题,那么具体到实施层面上,应该怎么去搞改革呢?最好的办法还是以开放促改革。这是用外力的改变来促成国内的改革,在这方面有两件事值得大家关注,一个是自贸区的扩容,一个是我们和美国正在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

  自贸区要做的无非是两件事,一个是金融开放,一个是服务业开放。既然对外开放,对内一定要开放,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而投资保护协定,名义上是保护双边国家在对方国家投资的协定,美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中国要给予保护;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要给予保护。

  按照美国拿出来的母版,这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远比现有的开放程度高。对中国而言,这个协定关系全面改革,要求我们开放市场,要求所有的企业统一国民待遇,必须一致对待,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同时,在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方面都会有新的措施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双边保护投资协定22条,每一条对中国都是革命性的。

  现在谈判相对比较顺利,我估计明年年底之前一定要签,那就意味着我们到明年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改革开放。这是“破”的方面,我们要用开放来促进国内的“破”。

  什么地方该立”了?“立”什么?

  中国过了这么多年,有些地方应该“立”了,立什么呢?我觉得要立产权,建立产权保护制度。我们对民营资本的保护还远远不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还远远不够。

  在大学里工作,我对知识产权是深有感触。我们大学里头的老师搞科研,基本上就是写论文,写完之后就撂到那儿不管了。现有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实验室里的成果都属于学校,学校又属于财政部,北大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财政部的,财政部要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把知识产权转移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我们与创新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起来,使之更灵活,使得我们真正地把产学研相结合并做到位,需要我们建立更加灵活的制度。

  在这方面,我的母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做得非常好,美国也有同样的法律,但法律之外还有一些灵活度。在那里,老师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就可以拿出去办一个企业,企业的收益由学校和教授按机制分配。这样做的结果是威斯康星州的人在下降,但是大学所在的这个城在扩张,因为大学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产生了很多新兴的生物医药公司,带动了就业。

  总结一下,未来十几年,我觉得世界上会有一个科技革命,我们正处在科技革命的前夜。这一轮科技革命,中国一定能搭上这趟列车,而且可能会坐在头等车厢里头。中国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在座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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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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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一定能搭上这趟科技革命的列车,而且可能会坐在头等车厢里头。中国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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