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聚会，在评价这几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进步的同时，一个过去常因发言而成为“新闻当事人”的新闻发言人抱怨说：这真是个高危岗位，自己是以随时准备“牺牲”的心态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语毕，很多人都鼓掌表示认同。另一个做得很成功的发言人也表达了焦虑之情：虽然直到现在，自己还没被顶上过舆论的风尖浪口，那主要是因为领导很支持，但他担心，一旦现在重视媒体沟通和懂新闻发言的领导离任，换了新领导，自己的工作就难做了。

　　熟悉网络舆论和舆情发酵的人都知道，几位新闻发言人所言的“发言人是高危职业”、“随时准备成为舆论牺牲品”绝不是职业撒娇，看看新闻发言人经常“因言获灾”，突发事件后经常被架到火上烤，经常因为一两句话被舆论穷追猛打，就知道他们所言不虚。

　　经过当年非典事件的倒逼，加上后来几起大事件的洗礼，中国的新闻发言制度在这几年得到了不小的推进。起码多数政府部门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建立了新闻发言制度，使得当前先向媒体公开信息已经成了常态。

　　但是，不得不说，新闻发言人的生存状态并不好，他们生存在体制和舆论的夹缝中，受到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夹击：媒体和民众对新闻发言人有太高的期待，期待他们能给出一个满足公众知情渴求的答案；而官方对他们的授权又相当有限，领导只是希望他们充当面对汹涌舆情的挡箭牌和官方声音的“传声筒”。这种角色期待的冲突，使他们很多时候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想尽可能地用人性化的发言让公众满意；可另一方面，当引发争议时，官方又怪他们添了麻烦，指责他们为“麻烦的制造者”。尴尬的夹击下，“两边不是人”的发言人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旦在某个公共事件上舆论的愤怒到了某种临界点，他们就会成为平息舆论的替罪羊。

　　一个发言人曾抱怨过，他真的是两边不讨好——跟媒体说了实话，领导会怪罪说“你到底屁股坐在哪边，怎么能跟媒体说实话，怎么能跟媒体不设防”。因为跟媒体说了实话，被媒体报道后又受到舆论围攻，被当成了“雷人雷语”——可事实就是如此，他说的是实话，即使“雷人”，也是事实雷人，而不是他说的话雷人。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使者”，倾听民众知情需求，回应民众关切，把生硬的官方宣传语言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人话”。官方和舆论都应该善待和善用这个使者，多宽容这个尴尬的群体，尤其应该有一种“容错”的机制，就是允许他们有时可以说错话，不能因为说错一两句话、或一两句话可能有问题，就否定这个人。

　　为了激励官员的改革创新机制，让官员放手大胆地去试去闯，不少地方都出台了改革容错机制，比如重庆就出台了《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宽容官员在创新上犯的错：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就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深圳也有类似的容错条款。

　　我觉得，最应该享受到“容错”条款的，应该是新闻发言人岗位。因为这个位置处于舆论的风尖浪口，开新闻发布会，面对那么多记者和公众，网上舆情又在不断发酵，发言人有时难免紧张，现场直播，说错一两句话很正常。而且，在中国的信息发布体制下，很多地方新闻发言人并不是掌握最多信息的人，一些政府部门甚至会在内部“防”着新闻发言人，担心他们知道了某个信息会向公众公开，重要会议也不让他们参加。既没有掌握关键信息，又要在发布会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和刁钻问题，挑战和风险可想而知，所以有时说错话在所难免。舆论不必盯着一两句话去“群殴”发言人，政府内部也要保护新闻发言人，给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能靠惩罚去“平息”舆论的不满。

　　我的一个感觉是，如果某个地方一把手曾被舆论“修理”过，经历过某个负面舆情，他就肯定会非常重视与媒体的沟通，非常重视和体贴新闻发言人的不易；而没有经历过这些的领导，常常觉得新闻发言人是“添乱”的，那么这个地方的发言人的生存环境就会比较恶劣。有关部门正在推进，让地方和部门一把手走上新闻发布的前台，定期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走走。我想，这既能提升官员的媒介素养，也能产生共情效果，让他们在“亲自”发言中体会到新闻发言人的不易，也会对发言人做好起码的容错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