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的尺度

发表于  2015/02/06 10:58   约4分钟


  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杂志位于巴黎的总部遭到了恐怖袭击。舆论反思恐怖主义行径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查理周刊的报道尺度,有评论就指出,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有“对处于弱势的伊斯兰文明的百般羞辱”的嫌疑。

  接力推动国内舆论对媒体报道尺度反思的是庞麦郎事件。一篇题为《惊惶庞麦郎》的报道发出后,让人惊惶的似乎不是草根歌手庞麦郎,而是发出这篇报道的媒体。对这种舆论“失焦”的情形,新京报的《沸腾》连用了三个“诡异”描述之。而将这一反思推到高潮的,当属歌手姚贝娜死亡事件。舆论消散后,事件的始作俑者深圳晚报发文“澄清”,但似乎并未引发回响。

  从媒体报道的种种乱象来看,时下的媒体报道存在着违反操作流程、突破权利底线、缺失专业素养、缺乏社会责任等诸多抢新闻和抢眼球的问题。同时,这些乱象也告诉我们,在权力和权利两极之间摇摆,既是媒体生存的一个常态,也是媒体报道遭到质疑甚至非议的一个核心因素所在。一方面,媒体天然依附于权力,虽然随着市场化的改革,权力的管制有所松动,但“既要打鸣又要下蛋”仍然是媒体长期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毕竟市场化改革了,更为关键的是得自己赚钱了,这就给媒体带来了向下的压力,通过迎合市场和公众谋求影响力,进而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显然,当下的网络舆论场并不只是媒体一家,而是存在着媒体、网民和公权的三方博弈,权力和权利都是在场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到媒体伦理,就不能无视公权伦理和网民伦理;而谈及媒体报道尺度,同样也不能离开网民发言尺度和公权管理尺度。三方博弈的结果共同塑造了媒体报道的舆论环境,并且影响着媒体的报道尺度。

  从网民角度看,在自媒体博兴的当下,媒体以往的权威早已不在,几乎随时面临着网民的检视,“批评尤其批评媒体,为当今社会成本最低的事情之一”。通过网络集结,这种独立于媒体的力量不时积聚并爆发,塑造了强势的“权利”话语,对一些舆情事件(如药家鑫事件、李某某案)的舆情走向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便在深圳娃娃鱼事件中,无论动机如何,媒体的介入都发挥了监督公权的作用,并且深圳警方的通报基本证实了媒体报道,但仍有部分网民质疑记者有问题,核心点无疑是侵害了警察的私权利。

  由于媒体大多脱胎于政府,公权力对媒体报道尺度的影响更是不言自明的。曾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的范以锦认为,媒体领导人须兼具官员、文化人、企业家三种角色。媒体不能只讲报道,也要讲政治。而且,一些执法部门在执法时的随意性,对媒体伤害更大。近日,因为摆34只老鼠称发生“灭门惨案”,福建一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被拘10日。该事件虽然只是针对自媒体,但媒体所面对的政策环境无疑与此类似。

  早在2007年,中青报就曾刊文探讨“媒体共同体”的概念,并寄望以此在媒体行业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然而时至今日,媒体共同体仍在建设中。新快报事件发生后,媒体人曹林认为,媒体共同体缺乏自我净化“暴露得淋漓尽致”。盘点当下诸多媒体乱象,除了媒体(人)缺乏定力外,媒体的独立性仍然是值得追究的一个问题。

  媒体的独立性,不仅仅指经济上的不受制于人,更为关键的因素则是专业上的自信。记者就是记者,媒体就是媒体,自有其使命所在。媒体要做到抵制权力和权利的双重诱惑,既不媚权也不媚俗,当然有赖于媒体人自身的争气,但管理者(权力)和公众(权利)的节制与尊重,也是媒体和社会良性互动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在不能杜绝“主观倾向”的情况下,媒体报道的尺度如何尽善尽美,正如新华社军事记者白瑞雪所言,“不是多少条从业规则能够解决,而是与理性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经历的沉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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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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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和权利两极之间摇摆,既是媒体生存的一个常态,也是媒体报道遭到质疑甚至非议的一个核心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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