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不是跨栏,而是马拉松

发表于  2014/12/29 11:05   约8分钟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回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之后,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衰退”。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预言,全球经济将进入“新平庸”(New Mediocre)。

  如果把视野拉得更长一些,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经济”外表光鲜,但不免自我评价过高,若论全球经济增长的表现,20世纪50~70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我们已经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了,可是,即使是在欧美国家,像汽车、家电这样的产品,也只是在二战之后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中国人没有赶上20世纪50~70年代那场经济革命。过去30年的经济起飞,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唯一集体记忆。30年,足以给一代人的思想烙下深深的印记,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过是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我们当然会留恋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但是对不起,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欢迎来到平庸时代。

  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出现退潮呢?因为高速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常态,只是特例。只有在一国出现经济起飞和赶超的阶段,才会有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过了这个阶段,一切都要回归常态,就像抛到空中的球会落到地面上一样。全球经济如此,中国经济亦然。

  简单地讲,对增长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人均产出的增长。要想有经济增长,要么有更多的劳动力,要么提高劳动生产率。

  先看劳动力的数量变化,这就要对未来的人口格局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对未来的很多预测,都建立在全球人口数量将会不断增加这一假设之上的,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预计到2030年会降至0.4%,到2070年会降至0.1%左右。21世纪后半叶,即从2050年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0.2%。如果再细分,又能看到,这一时期人口的净增长将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1%和-0.2%)。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我们会在变得富裕之前就衰老。

  过去,人们担心的是人口爆炸,害怕人口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负担,现在我们才看到,经济增长先是会带来人口的加速增长,但随后就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一开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粮食供给增加,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会加速。之后,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地出售,再加上孩子抚养成本的上升,人口出生率又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已是大势所趋,也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已经局部放松了对生育的管制,但仍然无法逆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势。

  人口数量减少,尤其是劳动人口的减少,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下降会带来老龄化问题,抚养老人的担子越来越重,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个国家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当年轻人居多的时候,一个社会尚有勇气和魄力做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到老年人居多的时候,暮气沉沉,朝不保夕,很难再做出调整。

  老龄化社会同时也更容易成为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如果子女多,则能够继承到的财产相对较少,更多地要靠自己去努力,但如果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想想我们这一代,生逢高速增长时代,你如果努力、勤奋,能够赚到的钱会远远超过父母一辈子的积蓄。但是,假如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也进入低迷状态,家庭财富的积累就会变得更重要,自己干得再好,到头来还是比不过人家的爹妈有本事,“拼爹”的现象就会更多。由于财产继承带来的贫富分化在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感受到不平等的问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算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但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我们不是仍然能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吗?

  当然如此。可是,我们过去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的迅猛提高,主要是因为我们处于赶超阶段。处于赶超阶段的落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可以看到学习的榜样,依葫芦画瓢,通过模仿,迅速地逼近技术前沿。这在工程学上有个说法,叫“反向工程”(reverse engeneering),说白了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拆了,重新组装,多拆几次就学会了。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离技术前沿的差距越来越缩短,赶超的难度也就日益增加了。

  经济发展还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把产出分为三类:

    一是制造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新产品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电脑和手机如果过了半年还没有新款出来,我们就会觉得慢得难以接受。

  二是初级产品。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但同时更多地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相对缓慢一些。以农产品为例,育种、灌溉、化肥、农药、运输、仓储、食品加工等技术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是服务业。服务业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差异也极大。一般来说,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最为缓慢的。最典型的以理发为例,美国的理发师不比中国的理发师高明到哪里,但价格会比中国贵很多。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一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但这未必会导致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相反,倒是很有可能导致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发展服务业呢?发展服务业的最主要意义不是为了促增长,而是为了保就业。就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服务业也已经超过制造业,成为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冠军。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从此告别了10%以上的高增长,慢慢地拾阶而下,回落到7%、6%甚至5%,那岂不是一个黯淡悲观的前景?

  倒也不是。经济增长放慢并不怕,只要不出现“硬着陆”,能够维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经济仍然会有长足的进步。时下有个很热的讨论,即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1989年提出的标准,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480美元,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到了2013年,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045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2745美元。排除物价和汇率的影响,以实际收入来衡量,这和1987年的480美元、6000美元门槛是等价的。

  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0美元),到从中等收入国家毕业(人均6000美元),意味着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12.5倍。这是一个漫长的征途。要是想在20年内“毕业”,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需要达到13.5%。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耐。要想在50年内“毕业”,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需要达到5.2%。这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是有可能实现的。中国在过去50年内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就达到了6.7%。

  换一种算法,要想跨越这12.5倍的收入差距,如果能保持4%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64年;如果保持3%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85年;如果保持2%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127年;如果保持1%的经济增长速度,则需要253年。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复利”,一年一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只看单独一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低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要有耐力,这场比赛不是跨栏,而是马拉松。

  不要把眼光盯着面前的跑道,要目视前方,调均呼吸,保持好步伐的节奏,心中想着最终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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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财新智库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  3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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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放慢并不怕,只要不出现“硬着陆”,能够维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经济仍然会有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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