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为何缺乏诚信?

发表于  11/14 14:24   约4分钟

 


  双十一出现的各类商业欺诈又将一个老话题推到公众面前,尖锐而难解。


  人们习惯性将当代商业诚信缺失归咎于制度。


  这是一个关键要素,却非唯一。


  古代社会,皇权至上,王法当道,保障百姓权益基本靠明主、清官和大侠,以完善的制度保护处于社会最底层(士农工商)的商人更是痴人说梦,但不妨碍背负骂名的商业前辈们延续事业的香火,甚至在清代还崛起了影响深远的晋商和徽商,而维系其蓬勃成长的核心要素是诚信。


  但由此简单得出古代商人比现代企业家道德水平高却有失公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有过精妙总结。这也道出了古代商人生意兴隆的基石:在人口被户籍牢牢捆绑的年代里,这些冒险家靠着农耕文明下的亲朋好友、市长同门,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发挥到淋漓尽致,以权力为轴心,构建了牢固的庞大的人脉网和利益链,保证商业的香火代代相传。甚至在朝廷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候,还可以跻身红顶商人,拿整个国家的信誉保证商业的正常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从土地解放出来,人的迁徙自由强力冲击着传统的户籍壁垒,传统的熟人社会走向分崩离析。中国开始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仅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就有2.3亿,而留在乡村无法享受正常家庭关爱的孩子有6000万以上。


  习惯于靠熟人构建商业社会的中国企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对外开放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之余,也带来了现代商业制度文明,并形成激烈的碰撞融合。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束缚生产力的旧的社会体制和管理模式被逐步打破,但新型的机制和组织却始终未能有效确立。整个中国社会突然涌现出如此众多的自由个体,宛如林立的孤岛,却无法联成大陆。


  走出熟人社会的企业家们,对陌生人的社会充满不适,只能靠单一的利益去维系这脆弱的关系。甚至形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企业在天天生产面向大众的公共产品,内部管理却往往停留在家族化状态,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却遭遇了顽固的天花板,形成难以逾越的瓶颈。


  在转型年代特有的急功近利、价值缺位、法治滞后的驱使下,信任缺失成为唯利是图的亲密伙伴。抛开无良小贩,即使大型国企、知名外企都不断挑战良知和法律底线,生产有毒的奶粉和过期猪肉加工的汉堡,又加剧了全社会对商业的不信任。


  当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脆弱甚至缺乏,权力扮演着重建社会互信的重任。可惜政府本身改革任务繁重,权力寻租频仍,导致贪腐丛生,加剧公信力下降,反为社会整体不信任推波助澜。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依法行政,无疑切中肯綮。


  弗朗西斯·福山在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华人圈归于低信任度社会,症结在于缺乏社会的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除了PK,似乎没有有效化解矛盾、重建信任的基础。


  因此,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的含义不仅仅是对企业减负,而应立足于建立企业乃至社会依法自治的新型制度模式,并呼唤传统文化中可传承并与世界文明对接的精华。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伦理,方能将阻碍商业进程的诚信危机降到最低。


  一个天天在电视上播放皇子为争帝位死掐、妃子争宠互害、学者谈起三国中阴谋津津乐道的国度,重建信任的难度可以逆料。


  呼唤信商,是对全社会重建良知、回归常识的渴望,是对法治市场经济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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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天在电视上播放皇子为争帝位死掐、妃子争宠互害、学者谈起三国中的阴谋津津乐道的国度,重建信任的难度可以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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