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先生表示，中国现阶段无法离开经济规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人民日报》10月6日写下如下语句：翻开35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大写的“人民”二字跃然纸上——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樊纲是经济学家的方式，而后者是政治家的语句，两者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沟通，但反映了目前社会对公平看法的极大落差。对公平问题的不同理解已经撕裂了社会，由于缺乏公平感，发展效率将大幅下降。如同一家企业，绝大多数员工充满怨气，不可能成为一家高效企业。

　　中国经济只能在效率与公平的悬崖上走钢丝：既不追求绝对公平，也不坐视腐败横行。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毁灭性地实行计划经济，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腐败坐视不理，或是把腐败视为发展的“润滑剂”。公平感是保障效率的手段之一，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的是底线意识，既不突破公平的底线，也不突破效率的底线。

　　以传统制造企业作煽动性描述，也并不恰当。中国仍以传统经济为主体，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传统制造业，都是传统经济的典型行业，我们没有办法绕过这一阶段。劳动力素质低下，对创新的制度保障不足，决定了绝大部分人将在传统行业中就业，而不是加入新兴的互联网创富大军。如樊纲先生所说，14亿人口，8亿劳动力，6亿是农民，农村远未实现现代经济。大部分传统行业集培训、就业于一身，仍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企业，这是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必要通道。

　　是不是要极端到实行血汗市场经济？截至10月7日，除山东外，30个省份均公布了过去开展的两批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清理清退“吃空饷”人数，达到162117人。这是执法部门的任务。一个社会木桶的最低板块不能由这些人所决定，而应由基本的市场竞争规则决定，游戏规则就是同样的能力，基本相近的薪酬。

　　公平不是结果平等，而是起点平等。如樊纲先生所说，过度追求结果平等，会陷入普遍的贫困。起点平等是制度平等，而不是能力平等，龙生九子各不相同，每个人能力不同，出生地域家庭不同。巴菲特也说过，在美国富裕家庭出生的人生下来含着金汤匙，与中国西部农村家庭出生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现实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改变，但强调起点平等十分必要。让不管哪个家庭出生的孩子都有畅通的上升通道，使各个群体之间的流通更加顺畅，这是效率最高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公平与竞争的环境下，让每个群体以最大的精神展开竞争。

　　英国格林纳达电视台从1964年开始迄今仍未结束的真人纪录片，每隔7年纪录13个人的生活。这部令人震惊的片子证明，优良的社会资源很难被分享。当年那几个上私立学校的7岁孩子按照既定路线上了牛津大学，然后都做了著名律师，过着上层社会的优渥生活，受人尊重、家庭幸福。他们的孩子也无一例外地走着父亲的老路。中产阶级的男孩子有三个上了大学，其中一个晋升精英阶层，其他仍属中产阶级。而底层社会的孩子几乎难以改变命运。

　　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在《动物精神》一书中指出：美国黑人在经济和阶层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美国黑人的贫困率在2006年高达23.6%，是白人的三倍，黑人的失业率也是白人的两倍；西班牙裔也和美国黑人有极大区别，25岁至34岁的西班牙裔男性失业率和白人相当，如果不包括监狱中的罪犯，大约为10%，而黑人的失业率在25%左右。从1963平权法案以来，美国禁止种族隔离，黑人拥有投票权，从法律意义上已经与白人平等，但要改变文化、环境区别，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面对族群贫困，政府不得不担负起技术培训、改造贫民居等责任，以改善外部环境。基本的公平感是维持社会顺利运转的关键，以避免为发展制造出敌人。

　　基本的公平感，加上鼓励个人奋斗、企业竞争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要义，一旦出现契约纠纷，法律可以起到保护底线公平的作用；而后是平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是培育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