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吴思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了破坏力这一概念，提出从“破坏力的角度”分析历史。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并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扎根于深厚历史的破坏力（思维、策略等）也随之蔓延到了互联网上。

　　破坏力即伤害力。如果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的话，那么，与建设力（生产力）相对，对破坏力的考量集中体现了“避害”的一面。在诸多网络事件中，破坏力的思维特别明显。面对上街民众聚集，重大化工项目的停建和缓建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破坏力。一些媒体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搞新闻敲诈，实质挥舞的也是破坏力这面大旗。在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中，院方破费周折通过村支书通知家属产妇死亡的消息，原因之一就是想免于产妇家属的打砸；而产妇家属的非理性举动，自设的前提则是院方对产妇实施了“破坏（伤害）”。

　　实际上，对破坏力的考量不仅限于当事人和涉事者，不少围观网民也不乏这样的思维。网络舆论场流行的“比恶”逻辑背后，就闪现着破坏力的考量。如果城管与小贩暴力相向，不少网民会认为城管“更坏”，并由此对小贩持宽容和同情的态度。究其原因，不外是网民认为城管的破坏力更强。同样，职业乞丐固然可恶，但和偷扒抢、贪污腐化、更具欺骗能力的大型公共机构相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而小巫、大巫的分别，当然是破坏力的不同量级。黄海波嫖娼后被网民称为德艺双馨的“业界良心”，就是因为其破坏力“甚微”（没有女朋友，没结婚，没出轨，不搞潜规则，不玩女明星和女粉丝，没用公款等等）。而记者打假乞丐反被质疑缺乏职业操守，原因也在这里。

　　有破有立，不破不立。破坏力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以破坏力作为筹码也是常见的博弈策略，当下网络舆论场的破坏力思维也不过是现实的一种延伸。问题是，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建设力思维对破坏力形成制约，破坏力思维的单兵突进往往导致舆论失衡，丧失是非。这是因为，破坏力思维实质是一种丛林思维，带有鲜明的非文明色彩。在这种思维主导下，强者可以挥舞破坏力大棒“趋利”通吃，弱者只能高举道德大旗“避害”自保。类似场景，在网络舆论场几乎司空见惯。在强征强拆、贪腐谋利、敲诈勒索、暴力维权等诸多事件中，破坏力思维和逻辑一以贯之。当强者将这一逻辑演绎至极致（超出了弱者的底线）的时候，弱者只好“以命相博”。吴思先生称之为“血酬”。与此同时，弱者也把破坏力的逻辑演绎到极致。

　　和诸多暴力维权事件相比，以“生存”为目的而置尊严于不顾的乞讨行为，虽然已经跌破了“人”的底线，但仍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这也是职业乞丐得到不少网民同情的原因之一。不过话又说回来，面对种种话题，网民动辄就要退到“生死存亡”的角度，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下生活的诸多艰辛，另一方面也折射了网民价值观层面的迷失和精神层面的荒芜。

　　破坏力思维不是从积极的方面去肯定和汲取他人的长处，而是从消极的方面对他人进行了恶意的“预设”。一旦遇到矛盾和纠纷，消除和防范“恶”果就成为首要任务，相互“比恶”的指责自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在这种“内耗”式的恶性循环中，某一方（有时为强势方，有时为弱势方）的利益、主张或得到了保全（不被侵犯），但整体的福利与进步显然是无稽之谈。

　　互联网本身洋溢着建设的精神。其本身的开放，为社会各阶层、每一份子的沟通与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便利。但如何把这一精神融入到亿万网民中，并对网民潜在的破坏力思维形成制约和改良，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理想，无疑是当下互联网大发展时代不容忽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