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一下1974年世界杯决赛西德队的首发名单，无论是队长贝肯鲍尔、打进决胜球的盖德•穆勒，还是福尔茨和霍内斯，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本土。

　　放在今天，德国队主教练勒夫如果对他的手下进行赛前动员，得到的回答则是——厄齐尔：“我祖籍土耳其”；赫迪拉:“我老家在突尼斯”；热罗姆•博阿滕：“我和哥哥都是加纳人，但我是德国籍的”——更不用提那对“波兰军刀”克洛泽和波多尔斯基了。虽然胸前都绣着“双头鹰”的队徽，但在赛前奏国歌时，部分德国球员并不会唱《德意志之歌》。

　　如果把德国足球比作西门子公司，这里先后有克林斯曼和勒夫这两个卓越的CEO，有先进的机床和流水线，有高级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有从“伯尔尼奇迹”那时就积累下来的经营管理经验，唯一无法自己解决的就是原材料问题。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的溃败让德国人意识到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无法担负起振兴德意志足球的重任，那么，外来的和尚也许更会念经吧?

　　从最早的绍尔，到后来的阿萨莫阿、奥登科、戈麦斯……外籍球员的加入，一开始只是给德国足球带来了肤色的变化。直到2008年欧洲杯决赛，德国足球仍是传统的德意志足球——迷恋整体、注重效率，一板一眼。

　　2008年欧洲杯后勒夫的球队显露出明显的“去巴拉克痕迹”。在与威尔士的一场比赛中，年轻的波多尔斯基“犯上”掌掴队长巴拉克居然没受到任何指责，人们从背后看到了勒夫授意“纵容”的影子。由此，新一代的外籍德国人逐渐成为国家队的常客。如今的德国队，传统的整体足球已在拉丁化改革之路上狂飙突进，中前场的进攻核心也由巴拉克过渡到了厄齐尔。这个土耳其后裔拥有德国球员难以比拟的控球、技术和大局观。为此，勒夫甚至纵容了他懒散、不喜回防的球风，把球队进攻组织的重担寄望于他身上。

　　作为出生在德国的土耳其后裔，厄齐尔已成为在德国居住的土耳其人的新图腾。对曾渴望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来说，无论是个人或团体，获得欧洲国家的认可无疑是极高的褒奖。德国与土耳其在一战时是盟国，但真正意义上结缘的还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经济复苏时期，因国内劳工稀缺，德国向贫困的南欧和近东大量招募劳力，与向往欧洲文明的土耳其人一拍即合。

　　2000年1月1日起，德国新国籍法生效实施，改变了过去单一根据血统原则确定国籍的做法，引入了出生地原则，有限地承认双重国籍，并且进一步简化外国人入籍的手续，务实地吸纳外国人成为新德国人，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及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如今，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超过400万，土耳其裔在出生率上超过了德国人，成为推动“德国轮椅”的主力军之一。

　　但移民的融合过程并非如新法颁布那样一蹴而就。在欧洲，种族歧视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无论是公众还是主要政客，谈及此话题时大都三缄其口。但闭口不谈绝不意味着历史已掩埋入记忆的废墟。随着经济衰退和就业困境，移民成了欧洲部分极右翼势力攻击的替罪羊。

　　回到足球世界，德国的近邻法国在连续无缘1990、1994两届世界杯后，抛弃了坎通纳、吉诺拉等傲慢的高卢球霸，树立以齐达内、德塞利等移民球员为核心的新法国，并在1998年和2000年达到巅峰。辉煌过后，球队内部四分五裂，场上场下矛盾重重，2010年世界杯上跌入谷底。德国足球效仿法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但拥有华丽控球和技术的同时，德国足球传统硬朗和顽强的作风、贝肯鲍尔式裹着脱臼手臂继续战斗的传统，已越来越少地出现在这批新生代德国球员身上。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里展示了未来全球化的壮丽图景，但亨廷顿却无不担心世界秩序重构下的“文明的冲突”。文化、语言、习俗、信仰，冲突和融合在不同文明间、甚至文明内部，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在足球这项普世运动里，我们为精彩比赛和漂亮足球欢呼；不过当球员在奏国歌时却沉默不语，分明听到阵阵嘘声在耳旁回荡。

　　全球化的美丽和迷局，足球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