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文明与治理创新

发表于  2014/06/23 16:51   约12分钟


  从文明角度来看治理创新是什么意思呢?与其它角度看同一个问题,更强调网络是中性的。有人说互联网好,有人说不好,从中性方面说,好和不好只有一个标准,适应就是好,不适应就是不好。比如,分布式计算好不好?如果只习惯集中式计算,不适应它,就会觉得它“不好”,但适应了,就会觉得分布式计算也有它的好。其实,分布式计算本身无所谓绝对的好坏,它是中性。

  治理创新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认为互联网某方面天然不好的时候,一定是算漏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因为偏离了网络中性的原则,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你只有看到互联网无好坏的时候,对互联网的治理才有把握。我们做一个测试,把鸡蛋放在哪里比较好,根据互联网特性,认为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更安全,这个时候你过关了。相反,认为只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才安全,否则不安全,这个时候你一定算漏了东西。算漏了什么呢?是那些你可以利用,但是你没有利用的增加安全的机会。

  我们从发展的角度和改革的角度来分别讨论。

  首先,从发展的角度看,治理创新问题实际上是从简单社会的简单治理进入到复杂社会的复杂治理。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复杂社会,我非常赞成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说的,信息经济是复杂经济,信息社会简单来说就是复杂社会。

  复杂社会的复杂治理,其中有一些被我们忽略了的形势判断问题。比如我们突然看到,近年GDP发展速度降下去了。背后,我认为是复杂性在起作用。布鲁克在美国观察了四五十年数据,发现经济结构的重心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的时候,GDP增速会出现下降。整个服务业发展,是差异化增长的过程,也是从同质到异质的过程,从一个没有差异化的系统变成高度差异化的系统,也就是复杂系统。差异化需要通过服务得到满足,提高了人们的满意度,这一福利弥补了GDP的下降。因此,经济不是变坏,而是变好了。

  我们看到GDP突然一下降,以为是坏了,其实不是,这是我们进入差异化增加的复杂经济的标志。我们问题提错了,继续提“能不能像过去一样高增长”,这个问题提错了。应该提的是,从发展看增长。研究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发展是结构的变化,增长是量的变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结构在发生变化。从一个简单同质结构(传统“中国制造”)进入一个复杂异质(中国创造)结构,经济、社会的复杂化皆是如此。光是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提出问题呢?我们提出的问题在目前面临的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折点上,正好发生了整个社会由简单系统向复杂系统转变。ICT干什么的?只干一件事,实现低成本的复杂化,在推动社会差异化。创新就是对差异化的供给,满足社会差异化发展的需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抓住了ICT的机遇,就是要把复杂社会应对好。我们的发展,包括由于人的因素而引起的复杂性,由于一些发展的因素引起的复杂性,这是提出问题的背景和语境。我们现在没有把问题提对,是因为没有把形势判断准。我们提出问题本身的语境还是在用简单化的思路来进行治理,我们很多情况下把复杂事情简单化了,这个是问题的根。我们想象的世界还是一个以金字塔式的简单系统,好象互联网根本没有发生似的。

  谁应对过关了?海尔应对过关了。一般的组织,面对复杂性的挑战,都是通过简化——所谓以不变应万变——来应对;海尔恰恰是“以变应变”,即在应对复杂环境时,用提高系统复杂性的治理来应对。它是连续三四年保持在世界冠军状态,高度强竞争的状态下,平稳过渡的复杂系统治理。复杂系统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指自组织、自协调,这就是复杂系统的治理。它的治理最高境界就是“群龙无首”,但是群龙无首不是说放鸭子了,无政府主义,它管得更到位了,它是按照生物体来组织,用张瑞敏的话,人人都是CEO,都象CEO那样操心,CEO就可以回家睡觉,天下太平。这个东西对社会治理不好吗?非常好。这是理想,人家海尔实现了。

  这种治理的基础,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它符合的是复杂性的一个特点,叫分形结构,即系统的全局和每一个局部完全同构,每个细胞就是一个全息结构,最底层想的与最高层想到一起去。这个同步是把整个信息化悟透了。信息化就是信息对称,而非信息经济学所歪曲的以信息不对称为常态。在生产力上是通过对等网络实现的,其先进性在点对点(P2P),将点对点扁平化地联接就是SNS。在真正的信息化过程中,通过技术上的信息对称,实现人际的利益对称,做到上下就象鱼和水的关系。它不要求每个员工提高素质,而是就在草根状态瞬间和老板想到一个地方去,是这样一个治理结构。

  回顾以前的治理结构,泰勒制针对的是简单企业机构,科学管理对企业和政府其实都一样。泰勒制是以简单组织应对简单环境,丰田制是以简单组织应对复杂环境。海尔非常轻松地改造了三洋,就是针对这个弱点。张瑞敏以复杂组织应对复杂环境变化。因此比丰田制能更灵活响应市场。我们主政者看漏了这个。传统治理是以不变应万变,新的治理是,如果环境变复杂之后,我比环境更复杂,用张瑞敏的话讲,以变制变,我变得更SMART了。这是希拉里说的。SMART是指,我提高了复杂度,但没有提高成本。它比简单组织治理的成本还低,因为它是无为而治,用毛泽东的话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时候老板可以睡觉去了,游山玩水去了。这是治理的高境界。传统治理把领导累死,是因为大事小事一起抓,眉毛胡子一把抓,无为而治是说领导要抓大放小,小事让各个神经末稍自组织、自协调、自激励去做好。什么最大?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文化最大,它是让分形结构上下一致的内容所在。

  世界上我发现只有两个企业是当环境变复杂之后,不是降低组织复杂性,而是提高组织复杂性。不是像中央集权那样的简化治理,而是变成全方位复杂化,实现全员响应,复杂响应。一个是IBM,主张低成本提高组织复杂性,也就是做大做强之后,还要做活。大象要能灵活地跳舞,很好地治理了工业病。它是用这种方法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移的。另一个企业是海尔,张瑞敏主张以变制变,环境复杂,我比环境还复杂,外界都变得相对简单了,我不就把它搞定了。天下大乱,我做到天下大治。我说网络中性,就是指这个。你不能说复杂好,还是复杂不好。你通过信息化,变灵活了,就会觉得复杂化是机遇;你不懂信息化,反应迟钝,就会觉得复杂性不好,只是挑战。中国还有6年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走到工业化的尾声阶段,我们在社会治理中要警惕工业化过头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工业病。工业病的表现就是反应迟钝,就是SMART的反面,实质是复杂失灵。只能管简单,管不了复杂。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既能对付简单,也能对付复杂。

  30年改革也是因为中国人有复杂性基因,也就是实事求是,随机应变。周易的易讲的就是复杂,比如出来一个WTO,我也弄一个WTO的应对之策;它来一个制度冲击,我也来一个制度创新。管它东南西北风,我以“下有对策”应万变。实现灵活适应。普遍真理总跟要与具体实际适配。大企业提出从做大做强转到做强做优,也要持续应变优化。很多人把中国的成功经验搞错了,当环境复杂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两个民族做出同样的改变,把自己变得更复杂了,又没有提高成本,因为走的是有机体的路子,实现“做活”。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不照搬书本,什么教条都束缚不了它,遇到什么事儿都能逢凶化吉。互联网不光是工具和技术,它向人的行为模式的内在传导,就是这个。

  其次,从改革的角度说,治理创新涉及的是分享。

  我们把治理创新这个事儿换一个角度来说是分享经济和分享社会。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从什么事儿都不能分享变成超级合作者。以前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看漏了网络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网络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和市场比有什么优点?它可以在分布式条件下配置资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8届3中全会有一个积极变化,我们过去提新型城镇化,现在提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优势在哪?农村可以在分散资源情况下配置资源,照样可以搞定这次现代化,为什么非得到大城市集中配置资源呢。

  进一步说,对治理创新如何发生作用?我认为又有一个人们普遍看漏的地方,没考虑产权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想根上,主政者从来没有想到今天的产权发生了变化,还在提现代产权制度,现在已经不是现代产权制度,现在是比现代产权制度更现代的产权——以租代买,分享型经济。这是在德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它的核心原理就是云计算(如SaaS),前一个S免费了,后一个S按使用收费。它的理论说法是所有权内部的两权分离,即支配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这个分离三百年来没有发生过,就是在互联网中发生的。我想说,你放开爪子,让社会自主自协调,为什么能够协调起来,关键是在这儿,产权发生变化了。是由于这两权分离,导致了生态系统的成立,为自组织自协调提供了产权基础。原来生态系统不成立的原因是,在两权合一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公共事务无人过问,只有政府大包大揽。但是随着资本可复制,我们可以看出以租代买越来越能实行。也就是说,平台免费,把重资产(固定成本)当作公共产品了,免费提供给大家,所以叫分享。它与共享的区别是只免费提供生产资料,但生活资料收费,而共享是两者都白给,那就成空想了。免费后为什么不赔本呢,因为大家都可以在最终应用APP上增值(按三七分成比例以租金补偿平台投入),这就意味着平台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轻资产去运做,重资产一次投入由平台承担就可以了。阿里巴巴只要生产一次生产资料,就可以复制给所有店主了。结果就是人类将出现一次以大众创新为特点的大繁荣,实质是把劳动力都变成了劳动者。借助免费带来的机会门槛的降低,可着劲地实现各种梦想,不通过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就得到公平的发展。

  资产可复制和不可复制,在我们的主政者来看都完全一样。其实它是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分野之线。正是因为资产可复制,导致了微观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形成生态,对社会进行自组织、自协调。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发生什么变化呢?发生了从农业社会的实体权力(暴力),然后到工业社会化的合法权力,然后到信息化的话语权的转移。话语权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权力,它强调正当性,即适宜,既不过,也非不及,这就是复杂治理的核心观念。

  我们看到实践里面,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应该存在着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人服务的升级,7乘24小时的服务,我天天要跟老百姓沟通,讲群众路线,为老百姓办实事,都是正当性的范围。但不一定所有服务都由政府提供,那样非把公务员累死不可。好的做法是联合国提倡的智慧政府的做法,即提供超越常规的服务。意思是在政府公共服务上,通过平台化,叠加社会的服务,商业的服务。让为人民服务,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组织、自服务嫁接起来。通过发育社会组织,来加强社会自组织能力。同时发挥论语里面提到的齐家的概念,也就是微信,小世界网络,现在150人的通信录管理就是社会的自组织机制,让人民群众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这些以正当性为共同内核形成的自组织的东西如果能做到孔子所说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就能做到在无为而治的基础之上,社会实现安定,这个我认为就是被我们主政者完全看漏了的东西。

  沿着这样的趋势来看,并不是说将来不要政府,政府应该把大家“合并同类项”的代表共同意志的事务管理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外部长出更多的自组织、自协调的细胞。一个社会能不能发育出微观细胞,在微观细胞有治理结构,是标志一个政权成熟不成熟的标志,不成熟的会被历史淘汰,成熟的会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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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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