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与我们的时代

发表于  2014/06/03 14:55   约9分钟


  开场白:别指望读通人文经典

  能够阅读,喜欢阅读的人多半会有个感觉:人文经典总好像是读不懂,也许读了一辈子也没读懂。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我懂了三句话,后面的全不懂。但是,只懂了三句话,已经让我终生受用了。这就是人文经典和科学经典一个重要差别–你别指望能把一部伟大的人文经典终于读通了,每句话都理解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句老话“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一部《论语》还了得?倘若你没有治天下的使命和抱负,那你也不需要半部《论语》。但是,《论语》你一定要读,至少懂三句话,这样,我们就来阅读经典。

  中华民族终于开始关注思想了

  今天,中华民族对人文开始了普遍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用现代传媒的方式表现的,央视有《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有《文化中国》,其他城市还有类似的节目。这被称为“国学热”。

  “国学热”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长大的,80年代初,我是一个青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将近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最关心的学问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那时候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第二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关注社会科学,所以第二个阶段是“社会科学热”。社会科学当中,最热的是经济学、金融学,后来是法学,政治学。现在开始似乎进入第三阶段,对人文的召唤。复旦大学老三系–文、史、哲的学者向来很孤独,一直被边缘化,但是现在频频被社会所召唤。人文学者居然也会成为明星,像易中天,于丹。这说明我们民族开始关注另一类学问了。

  人类的知识体系分成三大类,用英语来说第一类是natural scientist,第二类是social scientist,第三类叫humanitist。前两类都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三类不是科学。有人把humanitist翻译成“人文科学”,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scientist的意思,因为人文的学问不是知识的体系。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史学也不是,虽然史学包含大量的历史资料,但光有史料是不能够构成史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不是知识的体系。语言学现在虽有一点科学化倾向,但是其内在目的都是属于人文领域的。所以humanitist最好翻译成人文学科或人文的学问。这很要紧,我为什么强调它们不是科学?文史哲都不是科学,宗教学也不是科学。尽管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也只不过是为史料的考证提供手段,而历史的事实还要在理解中才能成立。那么文史哲的热,说明我们现在在追求的不是科学,而是思想与智慧。

  西风东渐与东风东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主流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启蒙的任务也就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然后打倒孔家店。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以为这样就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五四到今天将近一百年,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西方科学乃至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真理不能向外面求,这一点被普遍意识到。当然五四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大大打开了国人视野,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病症。但是,如果想要赢得一次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这种复兴如果脱离了我们民族文化根基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比较早就有人说,但响应者寥寥。真理就在西方,这是一种普遍的意识,直到今天这种意识还非常强烈。

  但是毕竟国民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的智慧,它的传统精神对于我们民族安生立命来说更是无尽的财富。这一点逐渐的被意识到,这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国学热”将走向何方?大家都在关注。于丹也算功不可没,但是不能停留在她那个水平上,这也是一个我们都已经认识到的事情。这不是以一种学术的傲慢来指责媒体对经典的通俗演讲,因为在对经典的通俗演讲当中铺展出来的大体还是知识、故事,有没有哪个讲坛能在经典的阐述当中引导观众进入智慧的境界?很难。

  比如说我,《百家讲坛》制片人打了几次电话叫我去。我说我不会说故事,不会说故事就不讨好,对吧?不讨好吧,收视率就降低,所以我婉言谢绝。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自己没自信。我不敢说我在《百家讲坛》那半个小时就能引导观众进入思想深处、智慧的境界中去。这对我是莫大的考验,恐怕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只有一个人、或者若干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比如冯友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文辞表达平易近人,并没有玄乎而深奥的疙疙瘩瘩的表达,读进去很清新、很明白,但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样的水平才堪当史论。

  我们现在身处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这紧要的关头我们还没完全进去,正在逼近。这个时候为什么需要阅读经典?

  我们民族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

  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征是崇尚科学,这当然不是一个毛病,但如果从崇尚科学变为科学主义,那就是毛病了,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会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科学能解决许多问题,我承认。但如果此刻你失恋了,请科学来帮助你。失恋的痛苦是如此深刻,以致于你要找人倾诉。倾诉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那个朋友倾听了之后说:“把这件事情放下吧,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很对、很有道理,诉诸理性、很科学。你头脑上接受了这份道理,因为它完全符合理性。但是你的头脑刚刚做好这个决定,心里便一阵难受起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于是你再到图书馆去,找一本治疗失恋的书,你找到了《爱情心理学》。那是科学,心理学一个分支的运用。你从中知道了爱情过程当中心理的某些特征和规律,甚至包括恋爱技巧。可是爱情不是用技巧来获取的,因为爱情不是这样获得的,而是跌进去的,叫fall in love。你自己都不知道,就fall in了。

  我们的民族现在也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之中,它与资本谈恋爱。从改革开放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跟资本谈恋爱谈到今天,终于失恋了,于是大痛苦来了。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经济学研究,比较强大的社会科学学术力量,但是他们联合起来也无法克服那个失恋的痛苦。

  中国历史上的智慧和文化精神没能够让中华民族玩资本,或者说和资本恋爱,所以现在这个痛苦就比较深刻。痛苦来了,知识帮助不了我们,科学帮助不了我们,于是,开始去寻求智慧。

  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智慧

  佛教讲慧根,“宿慧”。六祖慧能是个文盲,三岁丧死,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了靠砍柴卖柴维生,一个普通的、低微的劳动者,却有智慧,有慧根。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当中的八个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便“心中突然有悟”。

  这说明文化知识的积累并不一定能产生智慧。你学了很多,成为科学家了,却未必有智慧。你有很高的智商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以至于能够研究物理学中的前沿问题,但未必有智慧。当你痛苦的时候,你虽然是个科学家,却终于成了一个宗教徒。这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上屡见不鲜,一些重要的科学家同时是基督徒,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那么,丰富的人生阅历能产生智慧吗?这里面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你以为他是智慧老人啊?他能告诉你许多精采的人生故事,但要是你请他帮你启发几句,他讲出来全是就事论事的话。所以人生阅历的增多未必一定产生智慧,但是没有人生阅历做底子,也不会产生智慧。人生阅历是智慧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智慧产生的充分条件。

  慧能有个朋友天天在家读《涅磐经》,有一大段文字总是不懂什么意思,便特意来请教慧能。经书递到慧能手中,慧能又把书还回去。慧能说“我不识字。”那个朋友就说“字既不识,何能会意?”慧能当即回答:“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一句话就点悟了这个人。这个人几年来都在从文字里面讨真理,那叫“文字执”。慧能一句话点悟了她,就叫做“破文字执”。

  单纯的文化知识积累、单纯的生活阅历增多,并不能保证给我们智慧,那怎么办?我们究竟有没有慧根?也无从测量。如果我们想要面对痛苦仍然有力量的话,仍然能够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的话,如果我们想这样寻求智慧的话,那么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阅读经典。

  文/王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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