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妥协:知识分子的焦虑

发表于  04/09 10:25   约12分钟


  在经济发展稳步向前的今天,毋须讳言,当下社会弥漫着一股焦急忧虑、躁动不安的情绪, 几乎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担心恐惧、坐立不安的紧张心态。这就是焦虑。知识界的学者也不例外。


  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它由紧张、焦急、忧虑、担心和恐惧等心理活动和身体感受交织而成。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潜意识中矛盾斗争的结果,其原因不为本人所认识。关于“焦虑”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而言之,焦虑就是对当前状态无安全感、对前途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忧愁和担忧的情绪。


  知识界的学者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基本无忧,事业稳定、社会声望较高,何来焦虑?是不是“‘学者’不识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


  其实不然,学者的命运天生就是忧虑的。忧国忧民、良知良心、“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马克思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因此可以说,忧虑是与知识分子相伴相生、一路相随的。但是,忧虑变成焦急的焦虑,就不得不寻找原因、对症下药了。


  学者的焦虑来自于对当下的不安全感,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对现实的冲突和不得不妥协的内心挣扎。


  学者凭借知识和经验来解读现实,为社会建设献计献策。但现实的纷繁复杂往往与学者的理想、创见、建言不相适应,甚至格格不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使学者陷入深深的苦恼和无尽的忧思中,不能自拔。面对残酷的现实,要么抗争、要么妥协、要么消沉,生性谨小慎微的中国学者一般会选择消沉和妥协。妥协是无奈的,消沉是不得不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转而改变自己。激情满怀、指点江山的“愤青”开始转向修身养性、不争不斗的田园生活。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妥协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有时候也是一种修正,使学者的方案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多方的利益选择。


  冲突与妥协便成为学者生命中的一道常常自测的问答题,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抑或更多时候是无解,便成为学者心头的隐隐于怀、挥之不去的层层“焦虑”。这种冲突与妥协来自“官”和“学”、学者之间、学者与社会、学者自身的内心四个方面。


  第一,焦虑来自于“官”和“学”的冲突与妥协。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古代读书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的上佳路径和选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孤灯苦读、追寻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的强大动力。在古代,官员多从科举而出,因此学对官的服从、认同、尊崇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但是,进入新时期和新社会,随着新观念和新思潮对新型知识分子的不断冲击,知识分子开始寻找独立的人格和自强自立的人生目标,不再将自我的人生价值唯一地牵绊于官爵和红顶,追求社会的良知和人性的良心、探寻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动力、挖掘人类社会的“真善美”、追索人类的完善与和谐,成为许多学者终身孜孜不倦、筚路蓝缕的人生价值目标。


  官不再是学者的唯一追求,但官却管着学者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是生杀予夺大权,学者的妥协和屈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种管与被管的体制,学者大都已经习惯或麻木,但“先当官后有学问”“当大官就有大学问”“仕而优则学”的现象却让学者焦虑、愤愤不平,当官以后基本占有了所有学术资源,职务职称、研究项目、出国访问、开学术会议当仁不让,“学术虚名”绰绰有余。官员学者牢牢把持着学术的话语权和学术资源分配权。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学者民主法制意识的日益深入,学者对于学术权利的维权意识也日益深化,对于官权带来的优越感和不当收益日益不满,并开始口诛笔伐。当然,这种“仇官”心态也直接导致另外一种有失公允的倾向,只要是官员和学者发生纠纷,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先入为主地天然认定官员有错。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学者会陷入更深的冲突与不安中。


  学术不是权术,课堂不是官场,复杂的局面和内心的底线相互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学者只好选择让步和妥协。冲突与妥协混杂,形成焦虑。


  第二,焦虑来自学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学者都来自学术圈,既然是圈,就真的是一圈一圈的,每个圈都有自己的门派、自己的主张、自己的生态,外人是不太轻易打入的,同样的门派,要有师承的血缘,要秉持相近的学术观点,要相互支撑,要在论战中相互支援、一致对外。每个圈和其他圈都有交汇,交汇得越多,说明学术圈的朋友越多。在现代社会,学者们一方面有门阀思想,另一方面也有交际冲动。没有门阀,就没有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交际,就没有获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一方面要维护好门派里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学问学问,要学也要问,真理真理,越辩才越明。学术圈,既要会商榷、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引人注目、引起轰动和共鸣;也要会对话、处世,只有这样才能左右逢源、脱颖而出。学术圈就是江湖,人在江湖、生不由己。江湖充满冲突,也充满妥协,学者怎能不焦虑?


  学者都是文人,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三国的曹丕在《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傅毅)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指。” 但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当下的一些学者,也的确有把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现象,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一旦相互轻视、相互攻击,往往会陷于冲突与妥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同行相嫉、同行相猜,面对同行的成绩,有时候连“羡慕”都没有,只剩下“嫉妒恨”了。


  学者都想成为学术权威,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但当下一些学术权威成为“学术威权”了,将学术权力运用得炉火纯青,甚至登峰造极。权威是获得“正当权利”的人。学者对学术权威的接受,不是通过强制和压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教育、传承、引导等方式使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人自愿接受的。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权威、魅力权威、理性法定权威三种。而威权则是另外一种,他不是靠传统,也不是靠魅力,也不是靠理性法定权威,而是靠威势和权力,以非民主、不自由的压制性手段对人进行控制和管理。学术权威是以学术成就笑傲江湖的,而学术威权是以威势和权力来掌控和分配学术资源的。当学者遭遇学术威权时,若得不到认同和赏识,一般都会被压制、被排挤、被边缘化,敢怒而不敢言,这种学者之间的冲突和无奈的妥协,极易导致学者的焦虑。


  第三,焦虑来自学者与社会的冲突与妥协。


  学者大都崇好清高、自认人杰、心比天高、孤芳自赏,而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综合体,既五彩缤纷,也藏污纳垢,学者对于复杂的社会,常常自喻为“出污泥而不染”,既离不开社会,又想躲避社会,并且自认为高于社会。但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离不开社会,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中的社会,人离开社会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社会不仅仅是学者的社会,而且是各色人等的社会,它不以学者的主观意志和好恶选择为转移。各个阶层、各种人群把社会装扮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学者不适应社会是必然的,但学者的良知提醒自己既不能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也不能要妄自菲薄、袖手旁观,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但学者的作用力往往被社会的反作用力撞得头破血流,学者既看不惯社会的不正之风,又不得不屈从或仿效不正之风。自视清高和放下身段,成为学者不得不要经历的冲突与妥协,当这个矛盾激化时,焦虑就油然而生了。


  第四,焦虑来自学者内心的冲突与妥协。


  在心理学中,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id)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人最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本我为与生俱来的,是人格结构的基础,本我只遵循一个原则——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意为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自我(ego)是指个人有意识的部分。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在自身和其环境中进行调节,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超我(super-ego)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份,由于对客体的冲突,超我站在“本我”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而对“自我”带有侵略性,超我以道德心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感。


  在学者的内心中,三个“我”尤为鲜明、个性突出。学者的“本我”是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力戒雕琢、顺应天性的,学者的“自我”是主张安份守纪、坦荡做人、认真做事、以理服人的,学者的“超我”是主张修身齐家、济世安邦、担当社会、造福天下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知驱使学者要发挥超我,调节自我,节制本我,但不同的“我”都在给学者下着指令、布置任务。超我想入世,本我想出世,自我想处世。杨绛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心声。而在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豪迈地宣布:“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而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最终也在抗战中成为外交官。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学者的最终从政,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面对不同的选择,学者的宿命到底何在?淡泊与功利、平和与奋斗、遁市与出山、内心的宁静与外界的喧嚣把学者烦扰得人格分裂,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内心的冲突与妥协便成为最焦虑的冲击波。


  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对于学者来说,是压力,也是推动力。焦虑来自于学者的忧国忧民,来自于学者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和追问。《诗经》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即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知识分子就是天生焦虑的社会群体,有的学者套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我不焦虑,谁焦虑?”体现出学者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心,如果一个社会中,学者都“集体无意识”地不焦虑了,那么,焦虑的就应该是这个社会了。


  因此,学者焦虑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紧密相关。当前学者的焦虑心态一定与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密切相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秘密。然而人们忽视了斯密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与“看不见的手”对应的是“内心的那个人”。“内心的那个人”的内涵就是指“良心”、“同情心”、“正义感”等美德,是人所必需的,也是经济发展必需的。斯密说:“当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学者就是想用“内心那个人”去调控和感化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当“内心那个人”和“看不见的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冲突后不得不无奈地选择妥协时,就是当下学者为何焦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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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承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  29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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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稳步向前的今天,毋须讳言,当下社会弥漫着一股焦急忧虑、躁动不安的情绪, 几乎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担心恐惧、坐立不安的紧张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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