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智商”有多高?

发表于  2014/03/19 09:55   约12分钟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从“世界制造工厂”迈进“世界思想工厂”的路有多远?

  一条重要批示将中国智库从幕后推向台前。多数人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代表了治理能力的自信,智库发展将迎来“春天”。

  然而,就目前国内智库“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状来说,如何将渠道、资金、人才、机制等元素混搭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范,则需要一番考量。

  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他们围绕新型智库建设的话题发表了看法。

“渠道是第一位的”

  《决策》:智库到底是做什么的?

  魏建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是干什么的?出主意的。对哪些人出主意?你的服务对象。智库关键要达到三个目的:出招、解惑、指路,不仅仅是解读政策。

  智库就是要告诉你的对象是拆招、迎招还是化解掉。在国内,好的智库就是能解决领导解决不了的问题。如解决“过河”的问题,目标是“过河”,到底用木筏、吊桥还是其它方式?智库就是为决策提供方案选择的。

  袁岳:智库要有方法论。对于服务对象面临的问题,除了能告诉你症结在哪里,还要给出一套方法。例如零点集团与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合作时,采用“梯度改进策略”,每天晚上为决策者圈定三个问题,次日改进。

  《决策》:影响智库发展的要素有资金、渠道、人才、产品、管理、影响力等多个要素,对于地方智库来说,关键要素是什么?

  王继承:第一是渠道。就看你有没有渠道送到省长、省委书记那儿,智库的渠道是第一位的。有渠道就能将产品送到决策者案头,好的产品也会不断向你聚拢,智库的影响就会慢慢扩大。

  第二是产品。你的研究选题是不是切合决策者关注的东西?有一个选题原则被归结为“四性两点”,即选题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和长期性,以及热点和难点。如果渠道给了你,而你的研究是低水平的,这个渠道就会关闭。

  第三是人才。题目选好了还要有合适的人来做。如果有好选题,体制内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妨从体制外找。反过来说,即使你有优秀人才,没有好的研究题目,这样也是人才浪费。

  魏建国:我认为县一级起码要有智库,目前一些地方的政策研究室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作智库。党委政府机构内的智库,往往是给决策者提供资料、写发言稿、写报告。智库不是做学术研究,也不是做教学报告,而是出招、指路,智库就是告诉决策者该怎么干。

  渠道是关键,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要把智库的思想做好,这才是智库的核心。再次,劳动的成功必须换来一定的财富。中国智库质量为什么不高,个人认为是“钱”不够。人才方面,学者和专家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了智库的影响力。就看专家能不能说到点子上。去年全球智库峰会上基辛格说:中美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一切事情,但是中美不合作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解决不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说透了,这就是智者,这才是思想。

  朱旭峰:一个智库发展得好怎么来判断?对于民间智库来说,我的判断标准是3-5年后是否还活着,而想活得更好就要追求影响力。

  地方官方智库的影响力就是体现自己的价值,比较直观的判断标准即能不能拿到书记、省长的批示,影响力的基础是提高智库本身的研究能力。

  总的来看,越是复杂的决策,就越需要智库。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另外,真正有影响力的不是写内参、写报告,而是能否与决策者面对面提供咨询建议,这个问题的本质又牵涉到有没有真正的渠道。

“需要一个成熟的反馈机制”

  《决策》: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即较多智库的第一要务不是研究而是“找钱”,如何解决智库“差钱”以及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激励问题?

  王继承:国外智库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政府合同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捐赠。在国内,官方智库是按人头费拨款,多少个萝卜多少个坑。然后依据课题再拨一部分钱。总的来说,官方智库资金的力度比以前好很多,基本上不缺。

  同样重要的是在资金管理上需要建立激励机制,要充分尊重智力劳动。官方智库内部传统的组织管理方式为“又红又专”,即红的挂帅、专才研究。这是一些传统的延续历史的做法。

  在研究效率上,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的区别相当于80年代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差距。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能精确到每个研究员的每小时计划。

  例如一项课题的起草需要多少小时,修改需要多少小时,汇报需要多少小时。相比较,国内智库的管理是比较粗放的。专家负责某个课题,盯得紧一点效率高,盯得不紧的话,精力可能被其它事务占据。催紧了顶多晚上熬夜突击给你赶个东西出来,这样仓促拿出来的如果质量很难过关。

  朱旭峰:对于智库的资金来源,我的调查发现是多元化的。我发现有的政府智库资金居然是来自捐助,就是企业的资金。实际上,智库融资也是各显神通。

  政策的制订要经过辩论,从不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现在提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对智库来说未必是好事。按照招投标的规则程序,是给报价100万的还是给报价80万的?如果给了80万的研究成果不好,这也不是招标的初衷。如果一个课题给不同的人来做,这也不是重复建设。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重复建设”,因为这样可以形成不同研究观点相互竞争辩论的局面,更有利于提高决策水平。

  《决策》:当下新型智库建设成为热点,反应了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公共治理的自觉以及政府对决策智慧、决策理性的追求,目前还缺乏哪些机制为此保驾护航?

  王继承:宏观上来说,需要重视决策咨询的氛围;而从管理的细节来看,智库缺乏健全的反馈机制。当然,领导批示是一个反馈,没有批示的则石沉大海。地方智库的研究成果是好是坏,好在哪、差在哪,这个过程没有一个成熟的反馈机制,多数要靠自己的渠道去打听。

  另外缺乏人才交流机制。智库人员需要注重知识的更新、方法的更新,而人才交流则为这种更新提供了途径。研究员在经过挂职、跨界交流,锻炼几年后很有可能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决策人才,这时候有没有机制再让他回来?回来之后身份如何安排?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魏建国:政府与智库之间需要交流,政府和高校之间也要交流,这可归纳为资源整合机制,也可以说作交流机制。很多政策交流不一定非得在政府之间,由智库与智库之间进行效果会更好。

  为什么美国智库发展了上百年,主要还是有一套机制,包括运营机制、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等。

  另外,智库研究还缺乏评价机制。一个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怎样来评价?国外有第三方评价,国内则主要看买方的满意度。

  《决策》:业界内外都在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如何判断一家智库是否独立,又如何能做到独立?

  魏建国:独立要做到资金独立、思想独立。资金独立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思想独立。没有思想独立,所谓的新型智库是创造不出来的。目前,中国很多智库都是在解读政策,不敢批评;民间智库则是小批评,也不能引导政策执行。

  敢不敢批评,是智库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去刻意批评政府,或者对政府的决议横加指责。

  朱旭峰:智库的独立性不是说没有倾向性。例如有的智库替农民工说话,有的智库为企业家代言,不能说谁比谁更独立。独立性怎么看?如果是收了谁的钱就替谁说话,这就不独立。换句话说,你收了某个利益集团的钱,就试图影响社会和政府,这就是不独立的。

  当然,智库的独立性很难说清楚,美国的智库说独立其实也不独立。只有那几家顶级智库可以说自己独立,因为他们都有稳定的基金来支持,不需要到处去化缘。而英国智库跟政党关系密切,德国智库几乎完全由政府支持,90%的资金来自政府,但他们也说自己是独立的。

“中国智库没有理想模式”

  《决策》:智库被誉为政府的“外脑”,决策的随意性往往影响“外脑”作用的发挥,那么政府与智库之间如何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王继承:短期来看,智库和政府要明确各自的供给与需求。有的政府采用的是决策咨询,与之相关的智库就做的比较好;有的政府觉得有没有参谋无所谓,甚至有时候认为“你的想法还不如我自己的”。

  这类似于有好的消费者才有好的企业,如果连消费者都不挑剔,产品质量也很难提高。政府对智库总归是有需求的,问题是当政府需要用的时候,智库能不能提供专业化的研究?这就需要智库长远考虑,自身做好准备。

  长期来看,决策需要咨询机制,智库发展需要机制保障。如果是“有你更好,没你无所谓”或者“空闲的时候看看你的报告,没空的时候自己决策”,这说明在决策机制上还没有发挥咨询作用。只有真正的决策民主化,才有智库的发展。

  魏建国:智库的发展与地方领导人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政府领导要有一种问题意识,遇到需要做决策的时候,要问问这件事怎么办才好?一任领导想在任上不辱使命,关键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好比看棋的和下棋的,下棋的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同时看棋的人也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更进一步就是需要建立决策过程中引进智库的机制,让大家觉得智库是有用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案的多元化才是“政智互动”的牢固保障。

  朱旭峰:渠道是政府与智库之间互动的通道,没有渠道就很难谈互动关系。官方智库在渠道上有一定的优势,如中央部委会委托下属的研究机构做研究,叫做交办任务,地方政府同样有此途径。相比之下,民间智库较少有这些途径。这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智库如何满足政府的需求?政府如何吸收智库的供给?需要双方提高能力,首先政府要有需求,同时,智库要做出政府真正需要的研究。

  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智库发展的理想模式。其实,中国智库还没有模式。从民间智库来看,首先是能够生存下来,只要能够活下来,肯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不要天天盯着美国的那几家顶尖智库,他们都是近百年的历史,每年有好几千万的预算。

  《决策》:现在大家都说智库发展迎来了春天,您认为接下来智库发展的空间如何?怎样的组织管理形式更适合未来智库的发展趋势?

  魏建国:几千年前中国就有“孟尝君食客三千”的故事,中国智库的发展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和多元化来讲,还比较困难。决策者做选择不要说有多种途径、多种方案,就是这一个方案,只是出台或者不出台的差别。

  朱旭峰:对于官方智库来说,智库不能仅仅看做是人才储备库,这是不够的。而是要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把决策失误的水平降到最小,这才是智库的价值。对于民间智库来说,先要活下来,然后再去想定位是什么,特色和品牌是什么。

  袁岳:我认为民间智库总体发展空间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很大。我们的政府是大政府,需要决策的事务总量很大;还有政府的麻烦很大。事务总量大所以他总有一些干得好、干得不好的,总有些解决得了、解决不了的。这为第三方、民间智库提供了机会。

  第二个原因,中国政府大概是全世界对经济最热衷的政府,有的智库纯搞政策不懂经济,有的智库纯搞经济不懂政策。我们研究经济,也服务经济,并且努力懂政治,努力提高咨询水平服务于政府决策,对零点来说,我们一直坚持“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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