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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代,
    “新”在哪?

  •      中国特色,
    “特”在哪?

  • 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 改革如何再出发?

  • 世界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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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尽管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赢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掌声,但是中国也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内外部的环境。

中共领导层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严峻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在新时代有三个特点,即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要素相对成本的逆转、国民需求的高端化和多元化。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资本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了,相反我们是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

范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依旧是亘古不变的文化初心与使命。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历史交汇期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在未来必将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宋鲁郑

台湾问题专家、旅法学者

如果说对于西方而言是如何借鉴中国进行自我改革的话,那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无益鼓舞了它们发展的信心,更为它们树立了一个成功、依靠自己、非西方文明的榜样。

曹鹏飞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坐标当中,将不仅是作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存在,同时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极具竞争力的成功方案、优质方案和高能方案。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正在发生历史性调整,不再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是追求平衡的发展和充分的发展,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基础,就是看有没有实现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就是向老百姓承诺的要做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这跟西方计算选票的合法性是很不一样的。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刚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尚无依靠“西天取经”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国家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深刻解答了两大全球性问题:一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实现快速发展;二是世界社会主义是否已经终结。

贾康

著名财经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论断,成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宏伟事业的战略性认识依据和设计指导方略的关键性原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我们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而为现代化“中国梦”奋斗的主线。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提高收入水平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

党的十九大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确定了明确的目标,部署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提出了扎实有力的措施。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要用新思维来迎接这一崭新的时代。我想说,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国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

要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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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新时代的清醒判断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问题,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这三个问题是一个基本判断,而基本判断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党,只有有了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立新中国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里,一套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新时代,新判断,新使命。现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所做出的新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尽管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赢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掌声,但是中国也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内外部的环境。社会主义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干出来的。中共领导层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严峻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十九大报告中描绘了未来蓝图: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这幅蓝图的描绘就是基于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8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1.2万美元。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满足了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做出的新判断,不仅关乎中国本身的发展,而且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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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中国经济在新时代的三个特点

11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李稻葵在“人文清华讲坛”中发表主题为“中国经济:新时代 新思维”的演讲。在演讲过程中,李稻葵分析了中国经济在新时代的三个特点,即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要素相对成本的逆转、国民需求的高端化和多元化。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绿色”与“共享”是未来四年的最大看点

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挑战,需要怎样的新思维?这是十九大胜利闭幕之后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重大话题,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毫无疑问也进入了新时代,那么中国经济在新时代有什么特点呢?我总结出三个比较有意思的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咱们看一张图,这张图不是清华校园,那怎么一夜之间搞得遍地都是共享单车呢?共享单车的背后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有智能手机、互联网、微信、支付宝,这些是肯定的,但是还有一件事你们想过没有,这么多共享单车几乎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它反映的是咱们中国人至少生产自行车的能力是很强的,甚至于是过剩的。事实上咱们国家自行车的生产量在全球至少占一半,而且生产能力还用不完,所以中国经济的第一大特点我总结为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的规模非常之大,下面这张图是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经济体刨除服务业、金融业、律师服务之外,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的产量。

上面那个蓝线是咱们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接近6万亿美元了,咱们总体经济规模12万亿美元,远远比美国高了。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的3.7倍,日本的实体经济比咱们还高一点。

上面这张图蓝的部分是中国实体经济的规模,现在咱们实体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的1.3倍,不是多一点儿,是多30%,比日本就多更多了。这个图上中国是蓝色,黄色是日本,日本整个经济的规模,自从2010年被咱们超过去之后,现在只剩下不到咱们一半了。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实体经济的规模,所以实体经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产量,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

同时,咱们的储蓄非常多。打个比方,假如中国经济是个家庭,这个家工作很努力,经常周末不休息,晚上还加班加点。这个家庭每年至少40%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自己消费不了,然后就储蓄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之源。

讲一个例子,明朝的增长速度你们知道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团队花了13年时间,专门研究明朝,后来又算了北宋、清朝的整个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我们发现,从北宋到明朝再到清朝,增长速度每年也就是0.3%左右,当时的储蓄好的年份有3%,经常是负储蓄。为什么?因为打仗带来了灾难,为了保命得把耕牛杀掉。所以今天中国经济储蓄非常多,储蓄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增长之源。

我算了一下,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股市高高低低,最高的时候到了6000多点,中间又起来一下,现在回到了3000多点。这个过程我算了一下,这17年,大概平均每年3%的回报率,不算高。为什么股市起不来呢?原因非常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不分红。上市公司是挣钱的,挣了钱不分红,我们的分红率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所以上市公司事实上挣了很多钱,用我们的话来讲是作为企业未分配利润,这部分也是中国经济重大的储蓄来源,这叫企业储蓄。事实上企业储蓄的比重比百姓的储蓄还多一点,中国经济的整个国民储蓄一半以上是企业储蓄。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群体,比我们普通城市居民的储蓄还多,那就是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怎么储蓄呢?中国的农民也是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获得红利的,所以农民兄弟也是我们国民储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特点:储蓄高,实体经济规模超大。

特点二:要素相对成本大逆转

新时代的第二个特点,是要素相对成本的大逆转。这张图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电器生产商的无人车间,见不到人,全是机器。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变化呢?下面还有一张图,京东做实验,无人机送货,无人机这种技术已经成型了,说明咱们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得能力很强,技术不贵了,资本也不短缺了。

刚刚的无人车间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中国的资本量大幅度上升了,每一个工人的背后跟着机器、跟着设备、跟着他的工具数量大幅度上升了。

我们算一笔账,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劳动力现在少了,资本上去了,这是中国经济在新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资本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了,相反我们是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特点。

特点三:新时代国民需求的高端化、多元化

第三个特点是新时代国民需求的高端化、多元化。下面这张图讲的是月嫂的需求。生孩子、养孩子,我们的父母那代就很简单,现在则两三个月嫂看着,高端需求多了,现在婴儿都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

再有,如果国内满足不了国人的高端需求,国人就出国。比如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就是11月第三个星期四,过完感恩节,早上买东西,门一开,中国的消费者、旅游者排在第一个,这就是中国消费者给人家的印象,这也是国内高端需求没有满足大家而留下的挑战,这也是我们经济的挑战。

宝马汽车全球最大市场是中国,超过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热卖的车型是中高端车型,5系,但在美国热卖的是低端车型,3系。可见中国的消费在升级,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GDP的百分之四十几。消费这几年是拉动增长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满足。怎么能够让产业升级,把不断升级的需求留在国内,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中国面临的挑战。(来源: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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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范周:解读“十九大”文化发展新思想

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依旧是亘古不变的文化初心与使命。

一、砥砺前行:从“十七大”到“十九大”,文化发展的十年历程

1.从“繁荣”到“强国”再到“自信”,文化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稳步提升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十八大明确“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十九大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新,“文化建设是灵魂”,已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2.文化产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从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的发展目标,到十八大报告强化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展目标,文化产业发展地位的重要性逐年凸显,文化惠民政策不断普及,顶层设计逐渐完善。

3.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各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相继出台;其次,各项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重点措施得以落实;再次,文化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最后,在文化市场改革方面,政府简政放权,推行一系列融资举措,鼓励文化企业进入市场,减轻企业负担,释放市场活力、主体动力和社会潜力。

4.文化自信得到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话语权与影响力提升

十年间,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加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提,文化自信之于国家发展,其作用不言而喻。随着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我国文化自信得到进一步彰显。

二、立足当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文化领域解读

新时代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变成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文化领域在这一新变化下也面临着新的发展要求。

1.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注重文化建设“精气神”的高度统一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全方位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效果显著,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五位一体”的战略发展布局要求新时代下文化体制改革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生产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

文化走出去水平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而目前我国文化出口水平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仍不相符。文化产品不能适销对路是制约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首先,坚持市场导向,在国际视野上组织生产。其次,坚持目标导向,有针对性的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最后,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销售地的条件因素。

3.深入实施文化精品工程,繁荣文化精品创作与生产

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是衡量和检验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的根本标准。首先,让文化创作根植于人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因此,文化精品的创作也必须以人为核心。其次,鼓励推陈出新,提升文化创新能力。通过鼓励文艺创新,进一步释放文化创造活力。最后,拓宽文艺繁荣思路。积极探索文艺创作的新途径,拓宽艺术繁荣的新思路,擦亮文化名片,打造一批文艺品牌活动。

三、创新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

1.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深刻理解深埋于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根本的文化基因。

2.坚定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必然要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3.坚定文化自信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基础

新时代下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与日俱增。只有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4.坚定文化自信是构建新型共商共建共享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习近平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不论是包容大气的大国仪态,互惠互利的平等心态,还是自信自如的开放姿态,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自信在国际关系建设中的生动体现。

四、牢记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文化发展新任务

1.坚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离不开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对比十七大、十八大,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开幕会上作的报告中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单独提出并特别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首先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其次,要重视互联网内容建设,创新传播手段。

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开幕会上作的报告中着重指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只有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第二,践行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思想道德建设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开幕会上作的报告中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因此,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要条件。第一,思想道德建设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第二,思想道德建设与实现“中国梦”紧密结合。第三,思想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

4.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文化自信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

树立文化自信,首先要坚持民族的文化认同。只有创作出属于本民族精品文化,才能让人民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而这正是文化自信。第一,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第二,文艺创作要不断推出精品之作。第三,要加强文艺队伍建设。

5.坚持“双效统一”是推动文化产业事业协调发展的准绳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开幕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双效统一”既是保证文化领域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石,也是激发文化市场活力、繁荣文化生态的前提,需要依靠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的双向合力。

五、规划未来:加快文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历史交汇期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在未来必将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必将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依据。因此,未来文化发展仍需注意以下方面:

1.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国家数字化技术与产业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开幕会上作的报告中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我国七大战略之一。在数字经济不断更新迭代的推动下,以创意性和新技术为特征的文化产业新业态将是未来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首先,应加大文化科技创新投入。其次,要提高文化科技创新转化能力。最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宣传力度。

2.强化文化惠民,“脱真贫、真脱贫”注重文化领域的精准扶贫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扶贫攻坚仍将是未来突破重点。然而,“脱真贫、真脱贫”的过程中,文化领域的精准扶贫应当先行。首先,抓住问题补足短板。包括补文化民生短板、补优质文化短板等。其次,精准扶贫扩大有效供给。

3.加快转型升级,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提质增效

文化产业适应供给侧改革的要求,需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尽管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不断加快,但是品质不高、文化创意含量不足、文化精品匮乏等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扩大有效供给。其次,提升供给水平。

4.注重文化安全,加快构建国家文化安全体系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是一个国家内部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支撑。一方面,我国不仅应该注重文化产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优惠,更应该注重国家文化安全的保护。另一方面,网络文化安全不容忽视。

面不失误,未来五年,“绿色”与“共享”这两方面相叠加,一定会创造出非常辉煌的前景。(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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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

旅法学者

宋鲁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观察者网10月23日刊登了台湾问题专家、旅法学者宋鲁郑的文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以及独特贡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预见2017]张燕生:反思全球化,“一带一路”是经济增长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就全球化的问题和面临的现状,解析中国“一带一路”为推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动力,他认为中国现在在全球扮演着积极推动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宋鲁郑

台湾问题专家、旅法学者

宋鲁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观察者网10月23日刊登了台湾问题专家、旅法学者宋鲁郑的文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以及独特贡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九大召开之际风靡全球,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特色再一次被强化。今天的中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却把来自西方的政治理念演绎到极致,堪称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从政治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从政治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10月10日至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当初也是为克服私人资本的逐利性、盲目性而诞生的,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应该说,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屡屡面临外部经济危机的考验,中国都表现得极为优异,这都和国有企业密不可分。因为面对危机,民营资本只会规避风险,不可能冒险救市。这时候只有国有资本承担抵御风险、救助经济体系的重任。除了这种常态性的经济危机外,当代经济管理日益复杂,时代也需要一个一个强大、拥有丰富干预经济经验和能力的政府。

当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危机这种特定时期。比如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就为私营民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在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全球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也为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和需要提供了条件。用北大学者潘维老师的话讲就是:“由国有企业组成的公共部门,是发展由中小型企业组成的非公有部门的必要条件”。

从社会层面讲,主要特点是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模式:由过去生老病死完全由政府包办,改为国家、社会(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区别在于各方承担的比例。

高覆盖是指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超过80%。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可以说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

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不过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四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世界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占GDP的比重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中国的低水平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全球而言已经位居中上。

“低水平、高覆盖”的特点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中国仁爱传统的价值观,也与中国人勤劳的国民性和个人进取的文化相吻合。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二者的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一是能够制订长远规划。中国能够制订跨越两代领导人的五年规划。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每个方面,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

二是能够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和使用、长期培养历练。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三是政治权力保持了独立性。中国的现行体制尤其是在面对突发灾害事件时,更展示其优越性。2008年的雪灾、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禽流感,中国高效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令世人震惊。

中国是今天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国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六十项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举世空前。相比陷入危机中的美国和欧盟,要么两党相争、政府关门,体制瘫痪,要么如法国停滞不前,要么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到二十多年,到现在也找没有应对之道。也难怪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国家,而且非常准确地把原因归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四是能够代表最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其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这种定位,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经典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突破——“三个代表”中:“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某一个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

五是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历史因素,也有今天宪法的明文确立,但根本还是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六是政党与体制的命运交融于一体。正是由于政党和体制的命运一体,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责任”。这就势必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以三峡工程为例,从周恩来总理时期就进行论证、研讨,直到1992年才获得全国人大通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

中国的巨大成功在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它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把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根据中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两个原因。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和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一脉相承。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从而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当然这个过程充满曲折,这个曲折不仅体现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前,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直到今天中国也仍然处于进一步的探索之中。

这既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和平发展,走的是一条“内生型”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对外扩张式的发展道路,它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心一意谋求在和平稳定环境中致力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共赢方式取得发展成功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完全是通过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多方受益的发展模式。

再次,成功地借鉴了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

任何理论都有其诞生的时代背景,也都需要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能力,根源就在于不拘泥于书本。早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毛泽东就写出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

在这篇著作中,作者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从而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建国后,这一传统又被邓小平为核心的一代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广大,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打破长期以来视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僵硬思维,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成就。

最后,中国的成功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必须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曾向世界强国如美国和苏联学习,但照搬照抄并没有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目标。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独立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中国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国家,但中国敢于打破迷信、敢于对一时主流的理念质疑,并有选择地借鉴全球各个文明。

今天的西方,沉迷于自己的理念而无法自拔,并把这种理念当成衡量现实和实践的标准,从而丧失了了解决问题和推进国家发展的能力。中国的成功既可以使西方反思自己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自身的改革。2017年9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讲时表示要有“胆量”唤醒欧洲,要在2024年时建成一个可与美国、中国相匹敌的强大欧洲。在这里,中国少有的被视为成功和需要学习的对象,更被西方政要视为推动本国改革的外在催化剂。

如果说对于西方是如何借鉴中国进行自我改革的话,那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无益鼓舞了它们发展的信心,更为它们树立了一个成功、依靠自己、非西方文明的榜样。它们完全能够摆脱各种理念的束缚,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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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鹏飞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教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的是中国未来30年的问题

瞭望智库11月2日刊登了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教授曹鹏飞的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的是中国未来30年的问题》,深入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不仅包括中国发展逻辑,也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有效的方案。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到达新的历史阶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实践形态,中国共产党都匠心独运,不同凡响,独立自主地展示了富有成长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切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大踏步提高,党的理论创新、执政意识自觉与战略思维能力都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

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十九大报告的总体质量高,在涵盖和涉及的问题方面要更深入、更务实、更切合中国实际。举目全球,放眼四海,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在深度、广度和精准度上,对历史、民族、国家、社会、人民、主义有如此精湛的理解,到达如此了不起的水平。

纵观整个报告,宏观够宏,微观够微,粗细有致,恰到好处。

报告的宏观方面,着眼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既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重大本土意义,清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百姓、中国社会、中国13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历史担当,又不断丰富和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价值和作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铮铮誓言掷地有声,表达的不光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理想,同时还有负责任大国对当今世界的济世情怀与现实担当。

微观方面,报告更加自觉地注重制度传播、文化自醒与世界作为,注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价值和意义角度去理解和构想中国实践,熟练驾驭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所具有的内部意义和外部意义,以中国本土经验巧妙驾驭和统筹理论与实践、阶段与发展、探索与总结、做法与经验等执政党的普遍难题,为中国发展赢得了广阔发展空间和良好发展声誉,赋予中国发展世界坐标。报告把中国理论、中国实践和中国事业所包含的世界影响力推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不仅成功获得世界关注,而且弯道超车,机巧迂回,初步实现对世界由追随到引领的华丽转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此不再只是政治要求和纪律,而是已经作为中国街头巷尾普通老百姓普遍秉持的现实认知结构和情感结构。

此次十九大报告,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空间,使其包容性和兼容性更强,理论和实践空间更宽广,不但能够包容、兼容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与逻辑,而且能够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三个历史时期,以现代化维度为桥梁融会贯通,在中国实现繁荣进步增长的过程当中,以和平崛起为资源,高水平地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拉得更近、更亲、更稳、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坐标当中,将不仅是作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存在,同时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极具竞争力的成功方案、优质方案和高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新的时代,新的理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沿革的逻辑十分清晰。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的历史,可以用毛泽东思想概括;第二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第三阶段就是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所实现的党的思想的第三次飞跃,也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在“站起来”的时代,于1945年党的七大上做了中国社会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现代化总结和表达,集中表述为毛泽东思想。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就有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匹配的、同步的、对等的。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起来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国,怎样建设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们党面临的新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这个目标怎样才能够实现?那就要做出理论上和战略上的回答,这就有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动员和构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是党的十二大提出,坚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一个怎么走、走到哪里去、以什么方式走的问题,在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过程中逐渐就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阶段、任务、目标,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实施步骤和战略规划,等等,做出了大家熟悉的“初级阶段”论以及“三步走”安排等回答。

当这个历史阶段完成,也就是大家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要继续往前走。那么面对的问题是,在这个与过去存在明显阶段性差异的全新时代,继续往前走要到哪里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这些问题做出的时代回答。一方面自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对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小康之后和全面小康之前的阶段性区分,通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目标、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维度的提炼、概括和总结,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需要新实践,新实践需要新思想。

中国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空,在这个更富世界关照的宏大场域中,再一次获得了清晰的历史坐标和理论标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及其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历史地位、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立场方法等基本元素的完整表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现代政治方式在理论上、思想上完成了对自身的升华和超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跨越所必须的一切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历经97年的艰难曲折,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伟大民族复兴和伟大盛世图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就这样富有创造性地完成了,实乃国之大幸,民之大福。

当代问题,只能当代人回答

过去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都是围绕改革开放。本次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历史阶段的概括和划分,这既是一脉相承,又体现着今天的时代特点和特殊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新时代的概括,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一种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全新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全新概括,从目标、任务、布局、方略等方面进行精心部署、理论总结,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国家治理能力。

所以,如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坐标,那么它既是一个理论坐标,也是一个实践坐标。从理论坐标的角度来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获得了全新的理论结构和形态;从实践坐标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从“富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显地转型到了“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强起来”的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从时间、经济和社会维度来讲,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鲜活特征和内涵,与过去有了本质的差别;新时代的实践、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和文化,都开始获得属于自己时代的具体内涵与外延。例如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过去主要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精辟的概括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今天,已经管了很多年了;面对今天中国社会新的发展、新的问题、新的实践、新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概括,就更加准确和更富有建设性。

过去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基本上是一个温饱型、生存型的需求结构;今天讲的是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不单纯是生存问题,同时还包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求在内的更高需求。由“吃饱”到“吃好”,由“活着”到“活好”,由“先富”到“共富”,不仅实实在在地标识着中国社会满满实惠的发展进程,而且也清清楚楚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追求。

因此,当代问题,只能是当代人去回答,也必然要有创造性的思考、创造性的理论总结、创造性的逻辑。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谈话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生态、党建、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等等几乎所有重大领域都在十九大得到关注和总结,十九大报告就是对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谈话为代表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概括,进一步进行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总结,并且用法定程序的方式,向全世界正式表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因为有理论自觉,才会有这种实践自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和关照的是中国未来30年的问题——高水平高标准地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愿景得以实现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准把握了新时代的矛盾和特点,及时对新时代做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过去的理论升华,也是对未来的成熟、清晰、高水准的战略与战术安排,其所具有的时代性、民族性、国家性与世界性,不言而喻。

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世界的未来走势,都会有着本质性的影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政治概括,充分表现了世界第一大党在领导全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个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理论勇气与理论自觉,这种无可比拟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优势必将会创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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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可金: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动权

治大国如烹小鲜。十九 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增强驾驭风 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这些重要论述意味着,我们党和国 家的发展战略正在发生历史性调整,不再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是追求平衡 的发展和充分的发展,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破解“发展后问题”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要解 决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它们是赖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致力于解决如 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带或“薄弱环节”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不再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再处于国际舞台边缘地带, 已经逐步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饱受世界舆论的关注。同时,中国自身也发生了 革故鼎新的变化,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已经达到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广大乡村之 间的发展差距在日益扩大。关于在一些地区已经“先富起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以及如何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中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上还 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努力回答“发展起来以后 ”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对此所要进行的战略调整。

最先意识到对“发展后 问题”进行战略调整的是邓小平,他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严重性做了充 分的估计。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作出 了新的阐述,对此前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邓小平说,“过去我 们讲先发展起来”,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 摇”,“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切 在本质上都是坚持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看到中共十四大后中国发展形势热 浪奔涌的喜人景象时,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 不发展时少”,这些问题会“自然出现”,“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关于“发 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什么含义,邓小平谈到了以下两点。

一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 中的“四项基本原则”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项基 本原则,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他强调,“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怎么做, 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发展不充分”问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需要高度的物质 文明,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两个文明都发展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二是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 问题。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 都是大问题”。他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要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收 入差距拉大、发展不配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发展 不平衡”问题,与邓小平的认识是内在一致的。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基础问题,即使出问题,适时进行战略 调整就能化解。1991年8月,邓小平谈到中国发展战略时,在强调“抓住机遇,发 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 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 下,再前进”。显然,邓小平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快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 问题,强调适当进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必要性,但最终目标仍然是调整后的“再 前进”。然而,邓小平晚年思考发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将更多是政治上 层建筑的问题,它将决定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党的执政地位。这方面一旦出了问题 就是“大问题”,就是大的政治问题,轻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伤筋动骨,重则 有丢失政权的危险。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告诫的“颠覆性错误”。如今,习近 平同志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高度更准确地把握了治国理政的大局,指明了 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

“绿色”与“共享”是未来四年的最大看点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意味着党和国家发展战 略的再次调整。三十九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 为纲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推动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发展 战略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 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当今 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大大扩展。然而,在中国取得 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从战略全局来看 ,中国日益呈现出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制约了中国和平发展、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一是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明 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发展明显快于广大乡村地 区。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人才、信息、技术聚集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造 成对交通、电力、住房、通信、环境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高房价 、交通堵塞、电力供应紧张、雾霾天气等“城市病”归根到底都是发展不平衡造 成的,发展越快的地区,这些问题暴露越严重;另一方面,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乡 村地区发展滞后,人才流失、劳动力老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 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二是发展不充分。主要 表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群和高收入群体尽管物质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在其他方面发展还不够充分,普遍存在着“四个意识”不够强、精神文明建 设和社会文明程度还有很大差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 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需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也需要建设高度的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只有五个文明都协调发展、全面进步 ,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发展在性质上属于 “ 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而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性质上是“如何分 好蛋糕”的“公平”问题。尽管“做大蛋糕”有助于缓解“分好蛋糕”中的压力 ,但不会根本消除“分蛋糕”的矛盾。要想真正解决好“分好蛋糕”问题,必须 在继续推进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要通过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升社会公 平正义。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的重点问题,更 是十九大报告集中阐述的重点问题。因此,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

重在掌握战略主动权

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调整,关键在掌握战略主动权。掌握主动权,是毛泽东战略 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的战略思维。何谓战略主 动权,从词义来看,主动就是不依靠外力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主动权就是不 受制于人的优势地位。关于占据“优势”的意义,在中国兵法中得到了反复强调 。《吕氏春秋》上说孙膑贵势,何谓势?《孙子兵法》云:“势者,因利而制权 也”。意思是说,所谓势就是要根据战争实际创造出有利于己的作战态势,因利 而制权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掌握战略主动权。唐代兵法家李靖说,中国兵法 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历史上,孙膑围魏救赵的关键正在于获得主 动权,驾驭战争全局,后发先至,调动敌人,变被动为主动,掌握战略主动权。 毛泽东对围魏救赵这一战法非常重视,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抗日 战争时期,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 敌人时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 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 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

由此可见,把握战略主动权意味着从全局出发,抢占战略先机,以此“利”制 造优势地位的“权”。进而言之,战略主动权包括三个要素:一是观全局,善于 从宏观的战略视野分析局势,把握方向,做到纲举目张。二是抢先机,从决定战 略全局的主要矛盾出发,抢占战略要地,以逸待劳。三是谋优势,充分利用战略 要地的利益,在关键地带灵活出击,营造若干战略局部的优势,进而确立在全局 中的优势地位。国际事务是复杂的,不管面对如何复杂的局势和严峻的挑战,都 应该着眼全局,抢夺战略要地,通权达变,从赢得战略主动权的高度分析形势, 切实提高科学判断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能力。

关于如何处理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动 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新的谋划和部署,包括提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构想,提出了“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构想。尽管对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解答还在进行之中,但指导这 一解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诞生了,必将推动我们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社会主义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并找到自身 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原理》、《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经典 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 理论的分析和阐述。后来,列宁修改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在几个西方发 达国家“同时胜利”的设想,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 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沿着列宁开创 的理论和道路展开的。如今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快 速发展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水平,具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设想的建设 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结合中国发展新的 实际情况以及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局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把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与中国优秀 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对接,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复兴。中华文明有着数千 年的悠久历史,与众多外来文化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吐故纳新,造就了世界上惟一 获得数千年持续发展、不被中断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大国。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步伐的加快,中华文明与世界多样性文明在交流互动中传承延续并发扬光大,是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总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战略性调整决不是我们为寻求一己之私而作 出的谋划,更不是我们寻求扩大势力范围而进行的考量,而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主动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使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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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中国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打开了中国和世界历史新的未来。世界亦在关注中国共产党所定出的历史方位,已经和将要对国际新格局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先进性和领导力,在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清晰地呈现,接下来中国要走的路,亦一一被照亮。

近日,记者专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使命意识

记者: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很多深刻而让人振奋的新论断。我们也能够体验和观察到中国过去这五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世界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恍若之间,中国和世界都变了,像报告所说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有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报告的思想和内涵?

郑永年:按我自己的理解,不仅仅是十九大报告,就是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多年前我就感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判断一个执政党,领导人是相当重要的,党本身的使命也非常重要。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跟西方的政党是很不一样的,是一个负有使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基础,就是看有没有实现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就是向老百姓承诺的要做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这跟西方计算选票的合法性是很不一样的。

从历史的时段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经过各种思想和实践的碰撞之后诞生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现代性和传统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不是去维持什么,就像中国从秦朝到晚清。就在维持一个体系的运转,能有效运转,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所谓历史的变化,也就是在维持、重复一个基本的社会体系。但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的进步观念,站在历史发展的一边。她需要不断地推动变革。她本身的现代性使其不断地自我超越和超越特定历史阶段。但各历史阶段又是不能割离的。

所以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包括现在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开创的新的历史。

记者:这是一个不断地继承、开拓的过程。正是由于党在实践上的伟大探索和思想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使得中国在实现国家富强与现代化中没有迷航,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郑永年: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也就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就进入下一个30年。

我们看毛泽东时代,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困难问题,即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人民的苦难是痛入骨髓的。

邓小平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解决了一个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的问题,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现在,随着十九大的召开,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全面推进各项伟大事业的时候了。

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行动和热情

记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是否可以预期接下来的一些变化?

郑永年:用大白话说,就是要干活,实干兴邦。从现在开始,要干得更多。重点是进行制度建设,这是这一代领导人对自己使命的认同,这一点很重要。我理解,从现在到明年3月,肯定有很多制度的建设或会出台或在酝酿。

记者: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还没有形成如此清晰的蓝图——我们大概知道从哪儿来,也知道要到哪儿去,但具体如何走,有哪些阶段,该注意什么,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现在,十九大报告一定位,就把中国人民带入了一种参与创造历史的热情中。

郑永年:你说的这种社会的感受,从理论上说,其实正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所要回答的: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比如,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30年分成了两个阶段,更具规划性和操作性。越看得见,越说明蓝图的科学,越能激发动力和热情。

可以说,十九大报告深刻回应了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

记者:现代性本来是一个多维度的东西,但是因为是西方先行,所以好像形成了一个等级结构,好像要按西方的模式来。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也可以形成自己强大而极具吸引力的模式。

郑永年:现代性需要方方面面地看。

一方面,对于现代性这个概念,你要放到自己的历史里看;另一方面,现代性要放到世界历史里看,两者是辩证的关系。

很多人只是把中国放到西方现代性的语境里面来审视,这个就是胡扯的事情,因为中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路径。

每个国家的现代性有它自己的规定,从近代以来我们就在向西方学习,但不意味着我们就只是学习而没有创造,并形成自己的模式和方案。

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成功方案。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主张,对任何“方案”都不要生搬硬套,要尊重多样性。

领导力和向心力

记者:观察一些西方政党对选民偏好的注重,似乎更多是在迎合选票以便让自己继续存在。而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

郑永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方向感,有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而不仅仅是回应外部的挑战。

现在强调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一说伟大斗争,西方人一听可能就容易理解成权力斗争。这是完全错了,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是为了使命而斗争,是为了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是一个政党具有行动力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一个政党,我们前面说了,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因使命而成立的政党。

要解决问题的话就要有使命感,必须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是最低层面的。第二个层面是要与时俱进,时代发生变化了,也要自我超越。但这第二个层面也不够,还要有第三个层面,就是要引导这个时代的变化。这第三个层面是最重要的。而十九大,把这一层面阐述得非常清楚。

记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一直是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作为中国的政治主体,“领导性”是如何体现在党身上的?

郑永年:我们可以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称马列主义,这实际上是主义加组织。

党的这个领导性从哪儿来?就是先进性的问题。列宁主义解决了政治主体性的问题,解决了国家角色,解决了党的问题,所以我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体的。

世界上很少政党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机结合到一起,但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结合到一起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性,其先进性的一个来源就是在思想上最先进、最具现代性的那些人。

纯洁党的肌体之所以如此极端重要,也是因为必须保持先进性。西方那样一人一票,选票多的就可以叫精英了,但中国说不是这样的。

记者:世界都在关注十九大,十九大所引领的历史新阶段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西方会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并调整相应的策略。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敏感必会导致政治上的一些变化。而国际新格局也会在这种互动中形成。

我们讲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是明确的,并且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动力和机制去做到这一点。

但西方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提出这个,未来是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在国际上也是中国的一种软实力。

领导力最终会体现为一种向心力。随着十九大后各种重大变革的推进,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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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西方国家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奇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不仅是中国梦实现,还很有可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为人类不断贡献其理论创新与文化自信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刚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学会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拿来推行,就能够取得发展和转型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发展中国家尚无依靠“西天取经”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国家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以我的专业领域发展经济学为例,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应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主追求现代化之需,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第一波思潮是盛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主张以政府主导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失灵,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二战结束至今已70余年,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所推行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恰恰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

西方主流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而且经常还是以在发达国家也尚未完全达到的理想条件为前提,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必然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局限性。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闭关锁国不行,照搬发达国家的道路、理论、文化亦不可行,学习参考他人要建立在对自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础上。

文化复兴是一种文化自信,它意味着文化的绵延不断。中国文化何以几千年绵延不绝?首先,需清楚何为文化。我倾向于使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即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伦理、价值取向,等等。五千年来,器物层次和组织层次的中国文化都在发生变化,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始终绵延不断。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都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延续的体现。

面向未来,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统之一的中华文化,能否与经济基础发展相适应并不断演进,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精神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答案是肯定的。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而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也颇为活跃。可以说,中华文化以及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从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既能适应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不断变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实质,并以相应形式与变化相呼应。以儒家为例,孔子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他把过去的经典按照时代需要给予了创新性整理和诠释,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后儒家文化吸纳了佛家文化的内涵,发展为宋明“理学”和“心学”,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承内容的中华文化有能力随着时代而调整、创新。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文化包含多个层面,当一个文化体跟另外一个文化体碰撞时,就会有强势弱势的差别,其决定因素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完全有可能不断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识地实践、倡导,中国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伦理价值取向,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上层建筑的创新。

今天,我们迎来了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可以更为冷静平和客观地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会继续保持经济的稳步发展,而且会将中华文化发展为当今世界的先进文化之一。除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有6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不仅是中国梦实现,还因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条件相似,来自于中国复兴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很有可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为人类不断贡献其理论创新与文化自信的力量。(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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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夏春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球性问题的解答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意义突出体现在国内,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深刻解答了两大全球性问题:一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实现快速发展;二是世界社会主义是否已经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西方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挣脱殖民枷锁,解决了独立问题,却迟迟不能摆脱贫穷落后,解决发展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巨大优势,在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主动。苏东剧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优势进一步膨胀,西方发展模式也成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二选择。不过,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强盛有很不光彩的一面,如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罪恶的贩卖黑奴勾当,血腥的海外殖民扩张与掠夺等。这是落后国家不能复制的。盲从西方,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会丧失发展的独立性,沦为别人的附庸。更何况“橘逾淮为枳”,盲目照搬西方那一套东西,势必水土不服,适得其反。如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搞得元气大伤便是例证。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积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新路。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作为搞建设、谋发展的总依据,并正式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持续走向繁荣富强,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相似经历,都曾经饱受西方列强的蹂躏与欺凌,起点低、起步晚,更何况中国是个大国,发展难度更大,所遇到的风险挑战世所罕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坚持和发展,使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告别贫困,使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阔步迈向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发展模式是唯一选择的神话。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道路决定命运。从字义上讲,所谓“复兴”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简单地再现汉唐雄风、康乾盛世,而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更高层次的辉煌。

西方一直自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他们那一套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自诩为“普世价值”。但审视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许多不堪的事实。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美国却迟至80多年后才废除奴隶制。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西方国家挑起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棱镜门”事件、“纸牌屋”现象,凸显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窘境。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贫富分化。这是西方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必然会极大制约其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锲而不舍地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安定团结提供了制度保障、政治前提和强大动力。我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走中国路、圆中国梦,构成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其发展成果也惠及世界。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有力助推了人类减贫事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当年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因不战而胜而志骄气盈,以致有人提出“历史终结论”,妄言社会主义已穷途末路,认为西式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和最后形式。但没过多少年,该论点便不攻自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前景广阔,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正义、进步的事业。这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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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著名财经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建设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标定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重要论断,成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宏伟事业的战略性认识依据和设计指导方略的关键性原点。

“新时代”:与时俱进中的历史方位新判断、新指南

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近百年的奋斗,终于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历史飞跃。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目标。

这一关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与历史起点的新判断,也对应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及其基本方略的系统化设计。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党与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将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不平衡”: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新判断、新分析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以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表述为标志,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回归了党的八大认识框架,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至今已36年。基于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新判断,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这一重要判断意义重大,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统领和指导全局的理论支柱作用。

从基础理论层面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即以解放生产力形成有效供给来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原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形成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抓住了这个供需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引我们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而十九大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判断,在延续原来需求与供给间对立统一认识框架的基础上,顺应新时代,明确地把原来的定义表述,转化为需求侧更综合、更具概括性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把供给侧回应需求所存在的问题,表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可进一步具体分析:“充分”与否,是动态变化中更偏于总量描述的概念;而“平衡”与否,是动态变化中直指结构状态的更偏于质量描述的概念。原来的表述中关于不充分的问题,已由“落后的社会生产”指明,而新的表述中,是把这一不充分问题,放在了从属于不平衡的位置上,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不平衡”,这是新时代我们必须追求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发展中必须牢牢把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关于新表述可展开的这方面新的分析认识,其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晰的:其逻辑指向是与最高决策层业已反复强调、十九大报告称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一脉相承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既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清晰地聚焦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关键性问题,那么总体上把握的现代化战略方针的主线,就必须顺理成章地紧扣以优化结构来化解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超常规发展,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复杂局面,集中体现为种种结构失衡问题。为进一步大踏步跟上时代,突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现代化瓶颈期即关键的冲关期,必须在“目标定向”与“问题导向”下,着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来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的潜在威胁,在制度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文与生态结构等方面,有效地克服“不平衡”的问题。

以往的宏观“需求管理”,更多地侧重的是总量问题,而现在必须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多地侧重的是结构优化问题。依“主线”而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为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以及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它将以“全要素生产率”支撑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追赶—赶超路径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展。这样才能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过程中,实现在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更进一步对接2035年前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达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总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我们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而为现代化“中国梦”奋斗的主线。

变化中的不变: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保持清醒头脑

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强调意味深长。在新时代面对以“不平衡”为关键特征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在创新与奋斗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把握关于基本国情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要牢牢立足“几代、十几代、甚至可能几十代人”才能走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并“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紧紧结合于生命线、幸福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不懈的长期奋斗中,保持我们“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关于这一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美好社会何时实现,目前还无法以算命先生式的预测在时间表上来量化,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却在对这个理想彼岸逐步到达的“前进定力”问题上,给予了我们最基本的指导。在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大潮流与长远趋势的同时,马克思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清楚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业已形成的蓬勃生命力,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难以避免的种种不成熟。如把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位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和强调的“两个没有变”结合起来认识,“两个决不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时时提醒我们:中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理性对接,只能在遵循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而长期不懈的奋斗中形成,我们当下所处的新时代,又是基本国情和国际定位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我们要紧紧扭住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百年不动摇”。这是我们在学习领会十九大指导精神推进现代化事业时所必须稳稳站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和共产党人的党性立场。(来源: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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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十九大报告中的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体现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中,也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关键。如同诸多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一样,提高收入水平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党的十九大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确定了明确的目标,部署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提出了扎实有力的措施。

十九大报告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

我国在过去近40年里取得的发展奇迹,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拥护和积极的参与,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带来了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民生政策扎实落地,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发展中的获得感显著增强。讲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时,人们常常使用这样一个表述——风景这边独好。这里的“独好”并不仅仅指我国经济保持了其他国家无法媲美的中高速增长,更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或者发展停滞徘徊,或者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成果未能被广泛而均等地分享,这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需要日趋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在国际上尚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党的十九大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人民收入的目标,将其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作出了全面的战略和策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一个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GDP总量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分别翻一番。在两个翻番目标可期的情况下,党的十九大在描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指出要让“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比收入翻番内涵更丰富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按照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或两个阶段进行安排。在描述第一步目标时,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报告描述的第二步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出GDP增长或者翻番类的目标要求。这固然反映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速增长已不再是中国经济特征的现实,以及强调改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政绩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把宏伟目标更直接更鲜明地指向发展目的本身,把提高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加突出出来,立足于围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

十九大报告强调在“同时”和“同步”中提高人民收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既讲“同步”也讲“同时”,使十九大报告的表述丰富了以前“两个同步”的含义。这实际上是明确强调,既要防止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也要避免相反的情形,即收入增长过度超前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脱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不致使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提高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缺乏可持续性。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且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自1978年以来,我国GDP总量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而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力平均创造的GDP)提高了16.7倍。然而,在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工资提高以及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相应导致了不一样的收入分配结果。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工资提高和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农民收入增长的滞后程度更为明显,造成这一时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上升以及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等不利于收入分配改善的结果。在此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实现了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甚至一些群体的收入还略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相应地,收入分配状况也开始得到改善。2016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36,基尼系数下降为0.465。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坚持在“同时”和“同步”中提高人民收入,既是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现实要求。

首先,扩大由居民消费水平支撑的国内需求。与经济增长同时且同步的收入稳定增长,以及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培育新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引动力,使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居民消费的基础性作用,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实现需求因素“三驾马车”的内部良性平衡。

其次,助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依靠不断提高收入形成的消费需求,可以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扩大优质供给提供市场信号和牵引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伴随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而形成的丰富多样的消费需求,需要通过具体的价格信号才能得到反映,进而转化为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质量提高的市场动力。

最后,把收入增长和报酬提高建立在更加牢固坚实和可持续的基础上。单位劳动成本是反映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之一,其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就是说,如果工资上涨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支撑,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从而降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结果会因经济增长过快下行和就业机会的减少制约工资上涨,使收入增长的势头难以为继。由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上涨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2011年至2014年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了25.8%。而同期其他主要制造业大国如德国、日本、美国、韩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就导致了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相对降低,这是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收入增长的。

党的十九大部署的提高人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既是政府的责任,政策部署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也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自身的努力,在公共政策搭建的平台下,努力实现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只有通过上下合力,形成促进居民收入提高的有效宏观政策体系和微观激励机制,才能实现十九大确定的目标,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首先,把就业当作最大民生举措来促进。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问题的新特征也日趋明显,即在总量性就业矛盾趋于缓解的同时,摩擦性和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愈显突出,提高就业质量的任务更具挑战。解决摩擦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增强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匹配性。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改善劳动者的技能,增强人力资本禀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应性。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则在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政府应该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为主的政策手段,转向更加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和就业质量,着力于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上来。

其次,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经历了一段反超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补课”阶段之后,由于工资上涨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支撑,过去一两年已开始略有减速。为了确保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乃至更长期更可持续的收入提高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有三条途径。一是资本替代劳动,即以机器或机器人替代人工,这个过程的节奏需要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相匹配,否则会导致资本报酬下降和排斥就业的不利结果。二是提高作为劳动生产率组成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尚属首次。三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是资本替代劳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

再次,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提高人民收入的抓手。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保持人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关键,在于脱贫之后这些群体的收入能够保持继续上升的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保持劳动者横向流动的势头,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区域、城乡、产业和企业之间流动,微观上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宏观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政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劳动者实现纵向流动,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打破社会身份的固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消除阻碍劳动者横向和纵向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最后,把履行好再分配职能作为政府促进收入提高的着力点。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都表明,实现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这一目标,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同等重要。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同等重要,都需要政府履行一系列不可或缺的职能。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政策环境,让每个人享有公平的培育人力资本、从事就业创业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在再分配领域,政府以改革措施和法律手段,通过税收、劳动立法和执法、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公共政策途径,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并调节初次分配结果,承担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的转型成本,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力市场权益。(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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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新时代,用新思维应对中国经济的六大挑战

近日,在“人文清华讲坛”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以“中国经济:新时代 新思维”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思客将演讲实录分为上下篇两部分,本文为下篇。李稻葵教授对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到2035年,中国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同时,李稻葵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需要应对的六大挑战以及用怎样的新思维来迎接这一崭新的时代,他强调,不仅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本文为演讲实录节选:

三大里程碑式展望

十九大是全球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也给中国的百姓勾勒了一个伟大的未来发展宏图。对于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我特别关注2020年、2035年、205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到2020年,我们应该非常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

我们国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远远不止收入水平这一项,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到2020年中国发展水平会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到了2020年,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

从另一个维度看,2020年绝对不止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从过去非常贫瘠的生活条件很恶劣的农村,转向现代化的比较富裕的新农村。另外在民生问题上要解决百姓的一些痛点,比如就诊看病。医院要多从患者的角度着想,提升患者的幸福感。

第二个节点,到2035年,中国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民众的生活水平、人均发展的水平、国家的富裕程度上,我们将进入人口超过500万的中大型国家的30强,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水平能够达到全世界大国发展最高水平的50%以上,也就是说达到美国的50%以上,这个经济体就比较稳定了,国家经济的“身体”就足够强壮了。所以到2035年,根据十九大报告,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水平,还有民生、法治以及百姓的文明程度和心态等等。

第三个节点,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GDP将占到美国的70%,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法国。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地方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一样,具有全球吸引力,那时的中国会更有魅力。

中国经济新思维:未来需应对六大挑战

首先一定要严防系统性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看一下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最直接的就是出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一个关键词就是“稳定”,坚决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

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较大,大量的金融资产是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跟现金的形式存在,折算成美元是23万亿美元,而央行手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有1/6的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国资金跨境的流动都需要加强管理。

其次就是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寻求新增长点。发展不平衡我们有很多表现,有社会层面的,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目前就经济层面来讲,现在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

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国经济跨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江苏省是人均GDP最高、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的省份,而邻居安徽省到目前为止是全国人均发展水平倒数第六,这显然是不平衡的。如果安徽省能够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实现中部崛起,那么它的增长速度就能够提升起来,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事实上过去3、4年,安徽省的增长速度确实非常高,合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

第三,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家都知道,快递小哥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比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高多了,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最应该有忧患意识的一群人。因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发达国家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永远留在中国,这是关键。说到底,要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要提高工作能力。

未来还有一个竞争,是人跟机器的竞争,我觉得十年内恐怕有很多类似快递的工作会被机器所代替,为避免出现科技陷阱,一定要提升劳动力的教育,提升人跟人之间服务的能力。

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有较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没有读过高中。尽管我们大学毛入学率超过了40%,但是在一线工作的劳动大军中,还有一部分没有受过高中阶段的教育。所以要想办法,政府要给点补贴,做出相应的政策。市场跟国家的行政手段、政策手段同时发力,让大家多学点软技能,比如心理学、历史、外语等等,适应未来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第四,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人口在加速老龄化,到2035年中国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我们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医疗花费在GDP中的比重达到18%?这会给经济背上较重的包袱。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家庭养老,如果靠家庭养老,坦率来讲再过20年,年轻人会时不时收到家里老人的电话需要回家照顾老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高效的养老体制,要有制度创新,社会跟家庭、道德跟法律、市场跟行政多管齐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第五个挑战也非常明显,投资要谨慎。走出去投资,这其中的学问很大。在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上,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的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地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的。我一直呼吁,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走出去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谨慎,不能办傻事,不能留下“钱多、人傻”的印象,被世界人笑话。

第六,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不仅要讲中国的经济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讲不圆,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就会永远吃亏。

以英国为例,英国人在1775年时开始搞工业革命,同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它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每个人的效率都将得到发挥,各国都会发挥比较优势。亚当·斯密为英国创造了理论,不仅是理论,还是一种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后来大卫·李嘉图也为英国施行自由贸易摇旗呐喊,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和思想,这是成功的案例。

再以德国人马克思为例,他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他的结论有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潜在的本质性矛盾。马克思的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他和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不在一个层面,要高出一个层次。他是从这么多年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英国人凯恩斯,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在1933年美国“大萧条”时,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凯恩斯提出政府必须干预市场,这样市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了。

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美国,美国在建国200多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这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美国从内战结束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出现思想家以及经济学家。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诞生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等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这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

在这方面不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日本人将近30年的经济衰退怎么来的?我愿意讲一个观点,也许有争议,那就是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的优点是对待技术非常勤奋,精益求精,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没有创新,所以这么多年日本几乎没有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官员。日本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包括日本特殊体制问题,都讲不清楚。

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最倒霉的是日本。当时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把这个钱还回来,但是日本人坚决不敢跟美国人讨价还价。

所以我想说,我们的责任重大,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光是要解决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政府跟市场要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在哪里?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美国和欧洲会出现问题?要把这些从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一定会出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来源: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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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中国崛起从“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讨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十九大报告提出,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国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

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能帮助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还是小国。

笔者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为“两条腿、一个圈”: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罗斯和印度等其他国家。中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国家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发生冲突。因此,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第二条“腿”即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借此尽到大国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这些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中国和有关国家经贸关系从未冷却,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国家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

全球化既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信号,事实上,中国也是当下少数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之一。

从前的大国,无论是成功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和日本,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大都发展出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和平作贡献。(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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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十九大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五重含义

FT中文网11月1日刊登了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的文章《十九大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五重含义》,针对十九大报告中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入分析这个重要转变将会对未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的深刻影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将对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变涉及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五个核心问题。

首先,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总量,所以决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总量上。虽然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在2004年,中国经济只排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说刚刚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经济总量和其他国家差距太大,只有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得非常清楚,邓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但是发展到今天,总量当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结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比如金融业。从总量看,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达8.4%,超过了美英日,似乎已经发展过度。但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接近50%,更是远远超过美英日,中国居民拥有巨大的资产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储蓄能否被有效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成长的关键。例如,新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相比传统的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可能帮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改进融资结构的结构问题。

又比如产能过剩。中国目前每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8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且超过第二到第十五的总和。不光是钢铁,中国目前已经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产能是严重不足的。例如,优质教育的供应远远不足,医疗服务同样如此,所以,泛泛而言中国产能过剩,意义并不大,现状是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可见,这些问题,都只能用结构性的思维来解决,总量思维只会误入歧途。

第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上升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是怎么把饼做大,多数国家,应对不平等只能通过提高税率,而这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中国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能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财富分配。例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既能够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需要户籍和土地改革有进一步推进。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财富分配恶化的问题,特别是中间阶层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下降,经济呈现空心化。所以,如何避免两级分化,保证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是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从硬需求向软需求转变

国际关系中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实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投资固然重要,软实力也不可或缺。中国古人早有类似的智慧,《论语》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对于物质的硬需求就会相对下降,而对服务、文化和环境这样的软需求相对上升。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这一点。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经济的52%,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服务业的发展,既能满足需求,又能拉动经济。

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核心在于尊重多元。服务的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当然,这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得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所谓“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做出回应”。

所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过去几十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已经崛起。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优势,但需要直面消费者的服务业,则是民营经济的优势。政府职能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是未来国家治理的一大挑战。

第四,从增长到发展

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发展包含的概念则要宽泛许多,包括收入,环境,分配,法治,健康,教育等等。当然,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更高的收入水平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发展水平。简单地说,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但两者并不必然是同步的。

同时,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低收入阶段,大部分是成本竞争,环境的标准很难定得太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环境持续恶化,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增长目标和债务问题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而出口则受制于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的环境。因此,保增长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资上,这也是为什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去5年,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都在15-20%之间。而由于高库存,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大幅放松。

换言之,要增长就需要投资,要投资则需要融资,融资则债务上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9年的19万亿上升到去年的60万亿,而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仅从10万亿上升到13万亿,这个融资缺口只有靠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手段来填补。因此,不论是去杠杆,还是打压影子银行,都和增长目标存在着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能够容忍增长的适度放缓,腾出空间处理发展和增长可持续的问题,以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反而,如果靠牺牲环境,坐视房地产恶化,通过加杠杆也许在短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但人民的满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长期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妨将GDP增长目标转变为GDP增长底线,而底线则不妨定得低一些。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对人生目标和底线的设定差不多,那么很可能过得比较辛苦。反而是只要在底线之上,都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比较容易快乐。

第五,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已经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一事实。这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和过去有明显不同。

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5万美元,类似日本80年代中期和韩国90年代后期。统计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明显减速,原因很简单,低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高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技术,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容易两头不靠。

但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巨大的国内市场,政府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都有助于在技术上继续赶超。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助于保持低成本的优势。而最关键的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农业历史中形成的家庭纽带,工作伦理和世俗理性,这些文化因素,既是过去也是未来的最大优势。

以上五点,就是笔者对社会主要矛盾36年来首次改变的理解。现在中国已经不再贫穷,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历史的大视野下,中国文明仍在过去200年来,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之中,虽然无数先人所期盼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坦途,也许就在前方不远处。也在于不忘记过去的成功,正是从务实的心态,而不是某种非黑即白的理念出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勇于试错,这样才能解决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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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蕾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原首席总裁顾问

左小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精准的指标

我们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但是一直没有调整到位,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阻碍因素,在于没能准确地解读结构调整的概念。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服务业应成为经济结构改革的重点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改革不会一次到位,要不停做“次优选择”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快完了,中国的改革红利枯竭了。但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正在发生新人口红利。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未来房价上涨速度应低于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

解决房地产问题要让“居者有其屋”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实际上,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确实比较高,但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肖耿:稳定楼市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稳定楼市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房地产市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上涨,从老百姓的角度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经济开始恢复了,对未来更有信心了。二是他们很想去持有高质量、保值的资产。这些资产恰恰都是在一线城市,我们一线城市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再加上人口流动、特别是优质人才的流动加速得特别快。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而其他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就使得一线城市房价上涨。

汤敏

国务院参事

汤敏:土地供给减少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

我觉得这一轮的房价上涨,主要涉及到几个一线城市和少数的二线城市,大部分的城市还是偏冷的。房地产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有政策的原因在里面的,但是这里头我们要注意一个地方——重庆。重庆也是经济增长非常好、环境非常好的地方,但是重庆的房价没有怎么涨。也就是说,重庆的经验应该好好地研究。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经济学家

辜胜阻:未来房地产调控应升级为"一城一策"

一线城市房价过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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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我们如何用制度保护改革者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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