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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谈及中国经济走势是否已到了“L型”底部时,刘世锦表示真正触底需要时间的验证,如果2017年能够实现逐步触底,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

对于明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刘世锦特别强调速度是多少不重要,速度应该是结果性指标,而非优先目标。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认为,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很强,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结构弹性之强,是任何外国经济不可比的;中国各级政府手中的工具箱数量之多也是外国政府不可比的,因此要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姚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用债转股的形式来推动国企混改,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

对于2017年的经济形势,他表达了自己的期待,2017年还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实现促改革和稳增长双赢。

汤敏

国务院参事

吴晓求认为分享经济的经济红利应该让社会成员都能够很好的享受,如果只是服务于一小部分人的话,那就成了垄断经济。

在谈到明年的工作重点时,吴晓求着重地强调了环境保护和雾霾治理的重要性,20年的治理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应该有紧迫感和警惕性。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吴晓求认为分享经济的经济红利应该让社会成员都能够很好的享受,如果只是服务于一小部分人的话,那就成了垄断经济。

在谈到明年的工作重点时,吴晓求着重地强调了环境保护和雾霾治理的重要性,20年的治理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应该有紧迫感和警惕性。

刘庆峰

科大讯飞董事长

人工智能时代,全新的社会服务体系下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政府应建立新的培训体系,提高民众的劳动技能,引导民众更好地就业。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文化创意及文化产业发展两个维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单霁翔认为新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学会“跟踪”:跟踪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跟踪最新的技术手段。

汪建

华大基因董事长、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

现在的科技发展给创新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命和形式。在华大基因内部,我们提出要在大目标的引领下实现创新发展,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经济学家

最根本的动力还得靠创新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对于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都很重要。如果没有人,就要靠制度供给,所以在创新驱动供给上制度的创新最为重要。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畅谈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并预测2017年的新经济增长点,他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会改造我们的传统经济。而最重要的是传统行业会不会因为新经济的产生而去转型。

张亚勤

百度总裁

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中国互联网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在他眼里,人工智能是百度的未来,更是互联网的下一幕。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入百度的金融、无人车等各个业务线中。

谈到出行和智能交通,张亚勤简单介绍了百度的无人车业务,他认为这种模式也是共享经济,对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的交通架构有很大的提升,而人工智能的突破发展有赖于大数据的整合推动。

金建杭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金建杭从阿里自身出发,强调了大数据对企业创新,尤其是对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金建杭认为,未来会形成一个以基于数据、基于计算为标志的新型经济体,给人们带来全方位便捷的生活体验。在数据经济时代,制造业必须要依托新技术进化为“新制造业”。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认为分享经济的经济红利应该让社会成员都能够很好的享受,如果只是服务于一小部分人的话,那就成了垄断经济。

在谈到明年的工作重点时,吴晓求着重地强调了环境保护和雾霾治理的重要性,20年的治理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应该有紧迫感和警惕性。

姚劲波

58同城创始人兼CEO

58同城创始人兼CEO姚劲波在本文中回顾了2016年互联网热点事件,认为直播是2016年最具商业应用价值的现象级事件。在谈到互联网新技术时,姚劲波认为 “黑科技”的目的是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简单。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今年的经济表现比去年要略好一点,年初时国务院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我们整个经济开始回暖,大众商品价格回来了。9月份PPI由负转正,这是很明显的经济复苏状态。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人民币不会出现大幅度、没有节制的下跌。人民币汇率6.9元左右,已经快到了它的底部了,应该说近期离底部不太远了。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总的来说,在一段时间之内,人民币汇率可能还会有一些压力,但是经济能够触底以后至少能够给人民币稳定提供基本面的支撑,所以中长期来看不必太悲观。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作为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拿出放大镜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会导致大厦的坍塌。实际上肯定根本不会坍塌,但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找问题。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经济学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依靠创新驱动,我觉得创新最重要的是营造实业致富、创新致富这种强大的产业链,政府鼓励大家去做实业、做创新型产业。所以在创新的问题上,制度重于技术。我们要有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并且制度的创新重于技术创新,环境的营造比要素的聚集更重要。

肖耿

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我已经乐观了20多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在过去20多年都比我预期的要好。所以我在华盛顿和美国人就讲,我说为什么你们总是低估中国改革的力度和成就?

左小蕾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原首席总裁顾问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靠合理的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增长结构,这也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是最根本的部分。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在推进结构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让经济朝着更活跃的、动能更强的方向转型,新经济时代,这将是我们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

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实际上,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确实比较高,但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肖耿

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在实际中读到这个市场信号以后,我们习惯性的反应不是去改变供给,而是去控制需求,去限购。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是合理的,是需要的,因为现在还在试错,还在压力测试过程当中。

汤敏

国务院参事

从根子上来说,地方政府卖地有财政收入的考虑,要解决房价高涨的局面,要协调好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这个怪象还会不断地出现。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经济学家

今年一线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我觉得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城市体系的规模不合适,现在大量的人都涌向特大城市,而中型城市、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净流出,那么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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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速度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优先目标

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颇见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带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为此,思客推出年度策划“预见2017·顶级智库专家的研判与展望”,邀请顶级智库专家展望2017,把脉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思客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度解读,在谈及中国经济走势是否已到了“L型”底部时,刘世锦表示真正触底需要时间的验证,如果2017年能够实现逐步触底,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对于明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刘世锦特别强调速度是多少不重要,速度应该是结果性指标,而非优先目标。经济增长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了好的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正常的速度。

速度应是结果性指标,而非优先目标

我预计,2017年的中国经济会有所波动,可能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下行。最近房地产开始往下走,如果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整个工业和整个经济会有一定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会有滞后的,一般会滞后半年左右。所以明年经济增速在某个时间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这个波动幅度或下降幅度不会太大。所以我说,中国经济快接近底部了,但也不要太乐观,好像中国经济就没问题了,中间可能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和波动。

但是总体来讲,如果2017年能够实现逐步触底,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现在不好预测增长速度一定是多少,虽然前三个季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都是6.7%,但我们研究发现,这几个季度实际上是有差异、有波动的。

我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经济将来进入一个稳定的、好的状态,其实速度是多少不重要,速度应该是一个结果性的指标,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优先的目标。为了完成某个速度,就要怎么去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经济增长要有好的状态,其对应的速度就是正常速度

我提供一个“六可”目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居民收入可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以后这“六可”的目标如果实现,就业很好,财政收入是增长的,风险能够得到控制,居民的收入能够得到增长,最重要的是企业能够盈利,资源环境是可持续的,它就是一个好的状态。经济增长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了好的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正常的速度。我们不能先定一个速度,然后再让各个方面适应这个速度,如果这样做,经济要出问题的。

之前我说中国经济已经接近“L型”底部,但我并没说它已经实现触底,只是接近底部。真正触底是需要验证的。你需要看一段时间,它会有一定波动,但是它不会更低了,这才叫触底。但是我估计今后一两年,中国经济应该是能够触底的。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他国比不了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展望了2017年的工作重点。他指出,明年政府要守好自己的底线,把可能存在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很强,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城乡之间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民营经济规模大、体制活,市场经济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弹性。

仇保兴也指出,中国经济的结构弹性之强,是任何外国经济不可比的;中国各级政府手中的工具箱数量之多也是外国政府不可比的,因此要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经济结构弹性之强,是任何外国经济不可比的

综合看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特点,以及老百姓创新创业的愿望和能力,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很强,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举两个例子,首先,中国人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动性是许多国家没有的。经济危机来的时候,就业岗位一下子上升了5000万,这之后,农民回去种地了,经济慢慢恢复回来了,这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弹性。

再看看中国民营经济、地方国有经济、中央国有经济之间的配置,我觉得民营经济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扩展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而且体制比较灵活。过去,为化解产能过剩,曾经有30个产业要“去产能、去库存”,那时,朱镕基实施了纺织砸锭,就是把棉花纺织机的锭砸掉。现在我们不需要砸锭了,因为所有的轻纺产业全部民营化了,所以现在要“去产能”的就是钢铁、煤炭、石油这三大行业,其他的包括水泥、建材,包括过去就业最高的轻纺业全部不需要政府做这方面的考虑。这就是我们市场经济强大的弹性与自我修复力的体现。

“三去一降一补”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2017年,我认为政府要守好自己的底线,也就是把可能存在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今年汇率、债市上不要出现大的风波,房市上不要出现大的崩溃,把这三大风险点守住,那么股市我认为是没有问题了,后面这三个风口不要叠加,能够平稳过渡。

我认为,很多经济结构都存在各种缺陷,市场会自动修复它。我们中国经济结构弹性之强,是任何的外国经济不可比的,中国各级政府手中的工具箱数量之多,能力之强也是外国政府不可比的,此外,我们还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人民群众,所以,我们要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充满信心。

“绿色”与“共享”是未来四年的最大看点

未来四年的最大看点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共享”。

“绿色”是指中国从此要从传统的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灰色经济走向绿色经济,所以,中国在绿色发展上面可以创造出比现在增加几倍的GDP。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房地产业曾痛定思痛,在节能减排方面产生的新的GDP达到70%以上。相比日本,我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在太多的领域中都需要治理污染,控制资源消耗和节能减排,我们的余地更大,这方面是GDP的倍增,人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绿色发展上绰绰有余。

“共享”则是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合,使中国“换道超车”:有了一个共享经济的新跑道。我们涌现出了许多世界一流的IT企业、DT企业,这些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一点都不逊色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们企业家的聪明才智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这条新跑道上又被进一步放大了。万物互联,我们可以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个人创业的可能性将无限扩大。

我认为,只要政府在大的决策上面不失误,未来五年,“绿色”与“共享”这两方面相叠加,一定会创造出非常辉煌的前景。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中西部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思客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解读。姚洋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超预期的,未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在中部地区和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姚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用债转股的形式来推动国企混改,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最后姚洋对于2017年的经济形势也表达了自己的期待,2017年还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实现促改革和稳增长双赢。

最大的经济增长新引擎在中西部地区

2016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超预期的,我觉得今年的经济表现比去年要略好一点,年初时国务院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我们整个经济开始回暖,大众商品价格回来了。9月份PPI由负转正,这是很明显的经济复苏状态。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新引擎应该是在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要有很大的提升是有难度的。创新创业这个政策是面向未来的,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要有经济的增长,特别是这种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还需要投资。投资的主要发力点可能要转移到中部地区,还有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比如以武汉为核心,武汉到长沙株洲这一代是一个增长极,郑州、西安、咸阳、成都、重庆这几个地方开始明显地发力,明年会更加明显。

民间投资下滑主要是大家对未来没有信心,特别是经济下行时,政府发力做一些投资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带动整个经济的投资,恢复整个经济和企业的信心。

国企混改可以促经济去杠杆化

去产能过程中带来一些改革阵痛,其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联系在一起的,产能过剩的部门主要是在国有企业,高杠杆率主要是在国营企业,高库存基本上是在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里也有好多国企,中央政府应该找到“三去”一并实施的措施,不仅如此而且还要促进经济增长,只有保证经济增长,“三去”才会比较顺利地进行。

所以我提两个建议,一个是政府发国债,补贴全国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这样有利于去库存和去杠杆,房地产老板的资金就可以回笼还给银行了,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考虑的建议。

另外一个建议是国企混改,国企的负债率很高,国企又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同一个行业你会发现民企不过剩,只有国企。国企的机器、设备、人员素质总体而言远超于民企,但是为什么老做不好,这是集体的问题。国企混改可以用债转股的形式实现,既推动了国企改革,又降低了经济的杠杆率,而且还为民间资金提供了一个投资机会。

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找到突破口,政策一定要有个抓手来促进经济增长,所以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出台了一些真正的措施,来推动“三去一降一补”。

2017年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

希望明年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能出台既能促进改革同时又稳定经济增长的一些政策。

我觉得2017年还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货币发行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能让速度突然掉下来,第二个财政方面要持续发力。

汤敏

国务院参事

汤敏:经济或面临冲击,但也是机会

思客特邀国务院参事汤敏对2017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研判。对于明年的经济发展,汤敏预判国际形势的变化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些冲击,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机会,就看如何去把握这些机会。

以下为汤敏对2017年宏观经济的精彩观点:

从大的趋势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绝对平稳的发展,它都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到一定阶段以后,它的增长率要下降,再到一段时间还要再下降。我们说中国经济是“L型”的,那也是一个阶段,这条平线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也不可能永远都保持在6%到7%。

我们作为大国,之前保持将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已经是从来没有过的,何况能够保持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下一个台阶,大约是6%—7%左右,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拐点是不是已经在了?如果世界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在这个拐点稳定下来了,应该来说在平稳地发展了。

 但是,现在世界经济新的变化,美国大选及一系列欧洲大选,出现了不止一只“黑天鹅”,恐怕会出现“黑天鹅湖”,这些不得不防。长期以来,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积累下的一些问题,现在全球都在思变,所以这个“变”有可能是向一个好的方向变,有可能是向更严峻的方向变。在这么一个动荡的世界经济情况下,我觉得在拐点已到或者比较沉稳的时候又多出了一些不确定性。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咱们还得努力,争取在这个拐点上能够拐住、拐稳。

2017年应该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从国内经济的各项指标看,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下滑,现在基本上已经平稳了,而且一些好的迹象已经出来了。比如投入在增长了,PMI也在有所改善。另外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家一些大的基础设施投入,现在开始发力了。从这几个情况看,如果国外没有大的变化,2017年应该会是比较平稳的发展,保持在这个增长速度。

通货膨胀目前还不是很高,相对比较低,那么有可能2017年的通货膨胀会比今年稍微高一些,但是也在3以下,也是可以的。在2015年、2016年有市场泡沫,特别是2015年的泡沫,2016年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但是在2017年不会再出现的,2017年我们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问题。

但是,也有需要格外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国际经济形势。有可能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一些新措施对中国经济会有一定的冲击。

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经济发展,还有像意大利公投这些事情,慢慢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些冲击,但是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机会,究看我们如何去把握住这些机会。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反思全球化,“一带一路”是经济增长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就全球化的问题和面临的现状,解析中国“一带一路”为推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动力,他认为中国现在在全球扮演着积极推动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反思全球化,是去是留?

现在全球化有两股劲在使劲:一股是要去全球化,一种是要继续推动全球化。我们会发现全球化有几个数据,告诉我们究竟是继续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

第一,2009~2015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速只有1.1%,从国际环境来讲,全球化是我国发展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的黄金时期。而现在全球人均GDP增长只有1.1%。

第二,今年IMF宣布全球的经济增长是3.1%,WTO宣布,今年全球的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只有1.7%。全球化是一个开放化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的过程,凡是全球化时期,贸易的增速往往是经济增速的1.5倍到2倍,而今年贸易增速只有经济增速的一半。全球化时期,贸易是增长的引擎,而现在贸易作为增长引擎已经熄火了。

第三,全球化往往是全球的投资非常活跃的时期,但现在全球能够带来有效需求增长的绿地投资增长0.9%,连1%都不到。

第四,现在经济学家声称,全球新工业革命并没有改变全球劳动生产率减速的趋势。全球化是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会带来全球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现在是减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可能是全球化的退潮时期。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它的目的都是要推动经济的全球化。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面对反思全球化的强大主力。

全球化的遗忘与缺陷

第一,这次的全球化把创新给遗忘了。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金融、房地产、建筑等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寡头成为第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把世界经济、美国经济推向虚拟化、泡沫化、空心化。

第二,把公平给遗忘了。全球经济系数达到6.7%,已经超过了危险线,全球贫富悬殊扩大成为广大的老百姓对这次全球化的不满。

第三,全球化把治理给遗忘了。这次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这个地球村没有一个跟全球化、全球村相匹配的现代治理结构,包括规划、宏观经济的协调、全球供给侧产业的供给。

2017年,“一带一路”是经济增长点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中国消费经济倍增,中国像上海自由贸易区、天津、广东、福建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新一轮改革的新机遇,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创新驱动,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的蓬勃发展,明年会有一大批的亮点和增长点。

“一带一路”是2017年中国经济的一大增长点,是管总的规划和战略,下一步的对外开放非常重要。对企业来讲,这是完成从游击队到正规军脱胎换骨转型的必经之路。因为“一带一路”对企业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全球跨国公司竞争最弱化的地方。

这种背景下,就会涉及到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就会涉及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它会推动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亚非拉地区大部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自由战略贸易会推动周边的开放,而且要把开放辐射“一带一路”,要构建11个国内贸易试验区的网络。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在在全球扮演着积极推动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刘庆峰

科大讯飞董事长

刘庆峰:当前,中国相对欠缺源头技术创新

认知计算是人工智能的竞争焦点

我们现在把人工智能分了三个层次。第一步是计算智能,机器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比人类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强大脑这个节目,在人类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能力,但在机器面前却是很自然的一个能力。这个标志是1997年的IBM的电脑“深蓝”赢了“国际棋王”卡斯帕罗夫,因为机器可以把所有的国际象棋的情况都编译出来,这是人工智能的第一步能力。

第二步是感知智能,机器能听会说,语音合成已经超过了普通人达到的4.5分,翻译已经达到了大学六级的水平,机器的视觉可以看红外和紫外,机器的听觉可以听见超声和次声,这些他会逐步超越人工。

第三步可以说是最难得的,也是未来和人类生活融合最紧密的,就是认知计算。简单来说,认知计算是让让机器具备了学习、推理和综合表达的能力。这项技术现在是全球竞争的焦点,无论在制造业、服务业,还是教育、医疗等方面,认知计算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工智能下一步的使命是让机器不仅能听会说,还要能理解会思考,用人工智能来改变世界。我们将赋予人工智能最好的深度神经学习的算法,让他学习最顶尖专家的知识,达到一流专家的水平,把最好的知识成果呈现给各个行业。

2017年人工智能可能会在许多领域有较大突破。首先是教育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记录所有的过程化数据,例如学生的学习数据、作业数据,老师上课数据等等,然后自动分析全班同学的学习状况。老师在授课时,可以根据学生的整体情况调整课时内容,例如某个知识点,同学们都掌握了的话就不必重复,若有大部分同学没掌握,那就再重点讲解一遍。教学过程中,老师马上就能知道同学们知识掌握的程度,可以把课堂效率提升到30%以上。孩子回到家里,人工智能可以略过无效作业、重复训练,使学生的时间可以节省50%。这对整个社会进程,对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都是巨大的变化。

明年在医疗领域也会有新的突破,人工智能在某些专业领域的能力可能会高过某些一线的全科医生。而且通过语音技术,还可以解决门诊电子病例等难以实现的问题。真正做到人和机器的耦合互动,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提升老百姓所享受到的社会服务水平。

创新驱动,源头创新是当务之急

创新可以分类为源头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和销售渠道创新,但当今中国相对欠缺的,还是源头技术创新这一部分。所以,中国产业界在重视服务和管理创新的同时,要有一批企业敢于在源头技术上进行突破。互联网时代,全球最好的成果可以迅速服务全世界的用户,所以创新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拥有全球顶尖的核心技术,才可能有产业机会。

那我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举国体制。往往交叉学科是最容易出创新成果。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需要结合脑科学、神经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学科,国家可以最大化地调动资源,设立国家实验室、应用示范区等,给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最大化的支持。有了良好的科学基础,再加上举国体制的优势,我们完全有机会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当然,创新也面临着挑战。对于产品来说,如何把成本降到最低,如何让产品性能更加优化,这是亘古不变的难题。成本节约需要我们从源头开始抓起。未来机器人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GDP的排名,当国外公司秩序每月为每个机器人支付500元的维护费,而中国公司每月却要为每个工人支付5000元的工资,那我们在全球肯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我们就没法销售出高成本产品。

至于产品优化,它的方向一定是“智能化方向”。简单来说,就是让产品更理解你,更懂你,更好地服务你。这需要高端的技术支持,对产品而言又一个挑战。如果这两个难题能够突破,那么我们将会是制造业全球强国。

政府应积极扮演“新技术践行者”的角色

政府可以在创新中发挥很大的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搭建一个平台,让社会上的创业精神自由流动,让创业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新力和想象力。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规,在政策上提供支持,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

其次,政府应积极地整合社会上可用的交叉学科资源,通过推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专项的建设,促进科研创新,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

第三,政府应该积极地扮演“新技术践行者”的角色。当我们有了全球最顶尖的技术成果的时候,政府应该率先使用,形成样版,之后向全国推广,继而向全世界推广。例如我们的高铁,现在正在向全球出口。

但是归根结底,政府还是应该尽量让创新者自主发挥。最近几年政府的工作流程在不断优化,一方面简政放权,另外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政务”使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化。政府的这一系列改变都对推动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过,随着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政府同样面临压力。例如就业问题。从全球趋势来看,未来制造业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所替代,势必会造成大量人口失业下岗,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巨头企业手里。这么多的制造业人口如何分流?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

我认为应该政府应该积极把这部分人口引流到社会服务业中。人工智能时代,全新的社会服务体系下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政府应建立新的培训体系,提高民众的劳动技能,引导民众更好地就业。除此之外,政府还需要考虑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方法,社会的救助和保障体系一定要提前预案,未雨绸缪。这是政府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新经济时代,文化产业要深入尚未探索的领域

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颇见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带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为此,思客特别推出“2017前瞻·智库首席专家的研判与展望”系列策划,邀请顶级智库专家展望2017,把脉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本文为系列策划第五篇,在本文中,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文化创意及文化产业发展两个维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单霁翔认为新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学会“跟踪”:跟踪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跟踪最新的技术手段。

文化创意需要“内外兼修”

文化创意产品重在“创意”两个字,如何能做到创意呢?首先要研究人们的生活。人们在今天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人们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内容,人们在用什么样的手段接收信息?只有一直跟踪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才能做出让人们满意的文创产品。

其次便是挖掘自己产品的内涵,只有把内涵充分挖掘出来,和当下的社会生活对接,才能够影响人们。当然,还要不断地追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所以我们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和用科学技术进行传播的能力是无限大的。

新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想要更加吸引眼球,就必须进入更多的领域,去那些我们没有探索过的领域。比如内容层面的制作影片,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取得了我们没有预想到的巨大反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说明人们的生活中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再比如说技术层面的网上售票,过去故宫买门票是很困难的事,要排队很长时间。现在我们能保证90%的观众3分钟之内能买上票,不用受排队买票之苦。这些创新都是依靠科技,但所有科技的前提都是要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只有想到才能做到。

文化产业:政策要落地,思维要活跃

再来谈一下文化产业,我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政策的支持。必须承认,国内的文化创意产品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家应该鼓励博物馆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使更多的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能够进入博物馆的设计领域。国务院今年5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政策推行的难点在于文件能不能切实落地。各个城市、各个地区都应该结合当地的情况,切实地落实国家政策和指导。而且每个地区的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一定不能照搬,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模仿。

另一个方面就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文化产业应该更加深刻地挖掘自己产品的信息,把它凝练起来交给社会公众,人们能够与这些产品产生互动,设计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就今天来看,与受众互动这一点做得还不够。文化产业需要结合人们的实际文化需求来研究其前进的方向,而不能固守阵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转变太快,如果故步自封,很容易被社会淘汰。例如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亚文化。亚文化和新经济实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人们对亚文化有需求,愿意投入人力物力,所以有利于新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新经济发展又使更多亚文化形态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二者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这样的发展方式已经是社会的新常态。所以文化产业一定要追踪前沿,追踪科技进步,追踪人们的生活需求,来发展自己,永无止境,不能懈怠。

现在人们的信息接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碎片化时间也过得越来越多样化。文化怎样才能占领人们更多的时间,怎样才能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才是文化产业需要不断思考的地方。

汪建:制度创新要做到“你好、我好、大家好”

华大基因董事长、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

制度创新要做到“你好、我好、大家好”

未来的创新发展要做到“你好、我好、大家好”

现在的科技发展给创新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命和形式。在华大基因内部,我们提出要在大目标的引领下实现创新发展,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到了工业后期这个阶段,如果我们为了物质而没完没了地发展的话,其后果是值得怀疑和高度警惕的。所以,发展得差不多就行了,我们应该聚焦于全新的发展方式,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大踏步地跨向新的时代。

我认为,未来的创新发展一定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创新仅仅是为了自己,那么多数情况下是为了生存发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华大基因来说,我们要做到大目标引领下的创新发展。2014年的时候,我们曾讨论那一年华大的关键词是什么,有人提出来是“改变”,可我认为应该是“造福”。“改变”说白了是一个竞争的胜利,是砸别人饭碗的做法,是工业革命的说法。而“造福”却是我先走到前面去了,我用我创新的成果去造福的社会,这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升华。

另外,创新需要用企业自己的制造业来支撑,不能扛着洋枪去打仗。去年我们也讨论了那一年华大基因发展的关键词,当时很多人认为应该是“金融”,我将它改成了“制造”,我认为企业的创新发展要依靠自家里制造的工具和品牌,大家也同意了我的说法。

创新离不开政策法规的支持

创新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我们知道深圳在创新创业方面一直蓬勃发展,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关注的是你想干什么,而不是你该干什么,或者是你不该干什么。

华大来到深圳之后,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支持,提出了在三年内不问我们的产业,也不问我们的税收,只谈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所以这个是特殊的政府。相比其他一些城市,企业在深圳发展能享受到更大的自由度,更少的争议和主流专家的干预。所以我们能在那块地方,在改革开放最前沿走出了一副全新的路子,还是要感谢有特殊的地方、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时期,让我们成就了一番可圈可点的事业。

2017年制度创新要围绕健康理念

今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是启动的第一年。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家提出了要让健康融入到所有的政策和制度上去,人民共建共享,用制度全方位、全周期地保障人的健康。

所以,在2017年的制度创新上,我认为应该要围绕国家真正的大目标,这种健康理念一定是实现小康社会民族复兴和崛起的一个硬指标。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经济学家

以制度创新来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依靠创新驱动,我觉得创新最重要的是营造实业致富、创新致富这种强大的产业链,政府鼓励大家去做实业、做创新型产业。所以在创新的问题上,制度重于技术。我们要有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并且制度的创新重于技术创新,环境的营造比要素的聚集更重要。还有软件创新,比如知识产权、创新创业的文化这些软件,比机器、厂房和其他硬件更为重要。

最根本的动力还得靠改革来形成制度。个人的积极性对于供给侧的改革、需求侧的改革都很重要,所以在创新驱动供给上的制度创新最为重要。

制度供给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

2017年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解,我们要避免误读和误解,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大任务,第一是创新驱动,供给侧也要通过创新驱动,来提高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如果我们的供给侧不升级,那么国人就到国外去购买产品。第二就是结构性的矛盾,这一方面针对的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还有补短板,前面三去是做减法,因为结构的调整只有减法才能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第三就是制度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生产责任制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地,非常重要的是首先要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企业家是推动市场改革的主体,有企业家的积极性才能控制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其次是科研人员,推动创新驱动的主体;再次是政府官员,官员是推动改革的主体,这三个非常重要,直接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的效果。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觉得就是一种结构调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从近期来讲,这种结构调整是当前的结构调整;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要靠创新驱动来提高效率、产品质量,以满足百姓升级的消费,不让我们的消费需求外溢。

另外最根本的动力还得靠创新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对于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都很重要。如果没有人,就要靠制度供给,所以在创新驱动供给上制度的创新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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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我们如何用制度保护改革者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2017年,数字化技术是新经济的一大亮点

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颇见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带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为此,思客特别推出“2017前瞻·智库首席专家的研判与展望”系列策划,邀请顶级智库专家展望2017,把脉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在本文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畅谈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并预测2017年的新经济增长点,他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会改造我们的传统经济。而最重要的是传统行业会不会因为新经济的产生而去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出一周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短期来讲结构是已经调整了。虽然结构调整的行政色彩还比较浓,但是这一两年,结构调整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比如说产能在某些行业里有了压缩,库存也有相应的减少,这些也是今年经济能够保持6.7%左右的贡献因素。真正要谈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一年多来最明显的是服务业的发展。

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不断释放新的增长,即新动能和新动力。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就要推进结构性改革,让过去束缚新的经济的体制通过改革清除掉。很多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创业。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比例也高,每天差不多有1.5~1.7万创业型企业注册诞生,当然,创业的成功率还很少,可能每天死掉的企业也不少。这样一个创造性的毁坏过程,它在不断形成新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现象是结构性改革的必然结果。

新经济是未来的热点

现在新经济或者互联网经济的规模可能足以取代传统经济的总量,但是因为它扩张的速度很快,我们新创企业的增长速度会达到40~50%,创业的新经济的总量增长还是比较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结构性改革最后导致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型。现在就业机会的创造,行业之间的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有更多的新的经济活动产生,这些活动大部分是在我们的统计口径里,大部分统计在服务业。像ICT行业、互联网经济、分享经济、电商等,这些都是统计在服务业。我们用这个口径统计服务业的就业创造,已经远远超出了制造业,过去5年,制造业就业的增长率大概只有1.6%左右,但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达到了接近5%。久而久之,我们经济当中最活跃、生产力增长最快、就业创造最多的那部分,是在我们的服务业当中。

结构性改革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

我们有大量的新经济,这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我们希望经济在结构性改革之下朝着动能更强的转型,现在正好按照这个方向往前走,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过去的5年,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深度的调整期。一方面,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另一方面,靠驱动创造更多的新需求,使得经济回到平稳的轨道,而不是持续的下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是未来的热点。

数字化技术会改造传统经济

下一年的新经济增长点是哪个行业?新经济、数字经济在创造新的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在向传统经济渗透。哪些行业是最亮点行业?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亮点。因为我相信,新经济经历一段时间扩张之后,会逐步开始渗透传统行业。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会改造我们的传统经济。比如说现在的机器人,就属于人工智能的产业,我相信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非常有前途的。

除了人工智能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其他的经济活动,比如网络平台、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行业,但是它用数字化、网络平台改造了行业,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让大家共享。所以,分享经济比传统的行业更具有普惠性、分享性,而且成本更低、利润率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亮点不重要,重要的是转型的方向,传统行业会不会因为新经济的产生而去转型,这是最重要的。

张亚勤

百度总裁

张亚勤:人工智能是互联网下半场的爆发点

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颇见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带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为此,思客特别推出“2017前瞻·智库首席专家的研判与展望”系列策划,邀请顶级智库专家展望2017,把脉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本文为系列策划第六篇,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创新战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在本文中,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中国互联网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在他眼里,人工智能是百度的未来,更是互联网的下一幕。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入百度的金融、无人车等各个业务线中。谈到出行和智能交通,张亚勤简单介绍了百度的无人车业务,他认为这种模式也是共享经济,对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的交通架构有很大的提升,而人工智能的突破发展有赖于大数据的整合推动。

人工智能还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和商业机会

现在看移动互联网,中国已经有七亿人上网,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所以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在慢慢消失。以后还会有更多人上网,还会有更多智能手机,但是移动互联网已经不是快速增长期了,现在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搜集了海量的数据,包括电商、社交、搜索。这些数据过去其实并没有完全地利用起来,人工智能其实是可以用数据挖掘,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好的知识图谱,然后把这些智能应用赋予到每个行业里面去。另外比如语音识别、图象识别,机器翻译等其实到了一个可以使用的阶段,像语音识别,目前已经在安静环境下达到97%的准确率,百度已经领先达到。那么这其实和人类识别语音的准确率已经很相像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人还要更准确,比如说在识别方言的发音上,我们的图象识别、人脸识别同样很准确,这些东西其实做了很多年了,到现在处于一种实用的阶段。

这些应用真正要变成为主流,完全产业化是需要一定过程的,目前已经在使用了。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潜力还很大,后面还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和商业机会。

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不可能有突破

目前百度的重点布局是把人工智能用到交通这个行业,即无人车。在“智能+出行”领域,百度有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渐行式的,使用高度无人驾驶的L3级驾驶技术,另外一套是跳跃式的,使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L4级自动驾驶技术,在相对比较复杂的路况,包括各种不同的天气环境它都可以实现自动的驾驶。跑完之后进行数据搜集,然后数据又会反馈到无人车,对路况的判断,道路的规划、智能决策做更多的优化升级,无人车跑得越多它越聪明。

未来的生活中一定有各种不同的车,智能车、无人车,也会有有人驾驶车。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时50%的无人车会是L3或者L4级的,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有技术因素、价格因素,政策法规的因素,也有个人习惯的因素。但我想我们要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不仅仅是增加大量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效率,让人驾驶和乘车的体验更加轻松愉快,另外这种模式其实也是共享经济,可以把很多闲置的资源调动起来,会对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的交通架构有很大的提升。

如果没有大数据的话,人工智能不会到今天这个程度。为什么最近几年人工智能开始处于一个实用的阶段,就是由于出行压力越来越大,数据再整合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重塑我们的架构和经济形态。它会让社会变得效率更高,会改变一些供求关系,这些技术使人的工作时间会更少,工作的质量会更高,进而更有创意地去工作。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彻底走进老百姓的家庭,所以2017年以及将来的5年,人工智能仍将是百度业务的新增长点。

金建杭:数据经济时代,智能制造将引领市场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

数据经济时代,智能制造将引领市场

在本文中,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金建杭从阿里自身出发,强调了大数据对企业创新,尤其是对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金建杭认为,未来会形成一个以基于数据、基于计算为标志的新型经济体,给人们带来全方位便捷的生活体验。在数据经济时代,制造业必须要依托新技术进化为“新制造业”。

未来30年,数据将成为核心生产资料

阿里是一个非常重视创新的公司,我们一直在规划未来30年的情况,根据未来的远景布局,决定明年的战略规划,制定策略。马云先生对未来30年有一个判断:前20年是互联网技术革新,后10年是应用革新,技术和理念将渗透到各个领域。今天我们看到互联网对通信、传播和零售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未来可能对金融、制造业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阿里提出五新,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其中核心一点,就是把数据作为一种新能源来看。未来30年,数据要成为核心生产资料,计算要成为核心生产力。

今年“双11”,阿里再次刷新了交易额记录,这是八年来不间断地技术创新和数据创新的结果。今年我们在以往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其中之一就是智能物流。8年前中国全部的包裹量大概是15亿个,但今年仅“双11”当天就有6.57亿的包裹,相当于很多国家一年的包裹量。但即使数量如此庞大,2天之后,96%的货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为什么能做到如此迅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运输过程数据化。所有的包裹从商家开始发货,到快递公司物流进行揽货、运输,再到消费者手里面,整个过程都得到数据化了的保证,因此效率明显提高。

今天,越来越多的数据能够在线、开放、流通。想要让这些数据产生价值,就需要有足够多的成本、足够大的计算规模、足够快的反应能力以及足够精准的分析能力。未来我们会打造一个以基于数据、基于计算为标志的新型经济体,这里会有新的技术、新的制造、新的金融。

大数据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8年前,阿里在布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操作系统;8年后,我们将目光聚焦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虚拟现实。这些新技术使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场景发生变化。拿虚拟购物来说,我相信没有经历过虚拟购物的人可能无法想象,这种“新型逛街体验”会对城市商业设施布局产生革命性变化。现在我们之所以称“剁手党”,是因为实际支付还是要动手操作。但是到了虚拟购物时代,动手都不用了,只需眨眼凝视一下,或者点点头,再或者随便说一句话,该商品就属于你了。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完成消费过程,这是未来大数据重点发展的趋势。

在人工智能层面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应用于更多的社会场景,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方面我们积极谋求与政府合作。举个例子,我们在杭州有个项目叫“城市大脑”,和一些机构、企业共同参与,主要针对杭州交通问题。我们发现,摄像头和红绿灯虽然距离很近,但彼此毫无关联。为此我们的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博士还讲了个笑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同一根电线杆上的摄像头和红绿灯。”人们从来没想过可以用摄像头产生的数据去指挥红绿灯的变化。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将摄像头与红绿灯相连,根据摄像头传回的车流量数据来控制红绿灯的走势。效果立竿见影,交通效率提升了3%到5%,有的路段提升了11%。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会参与到医疗、健康、民生等各个公共服务领域,我相信未来基于数据,人工智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智能制造:理念、过程、产品将全面智能化

目前人们都在谈论新经济,担心新经济时代传统制造业会和社会脱节。事实上,新经济跟制造业之间是天然连接的,新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庞大的制造业产能来支持。只不过面对这样一个数据经济,制造业必须要进化为“新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所熟悉的那种标准化、规模化的制造,那种一条流水线几十万产品一模一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年轻人追求个性化、新鲜、即时性,倘若一件商品要花三个月才能到他们家门口,那他的消费兴趣点早没了。所以传统制造业必须要适应未来个性化和未来智能化的需求。为此我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制造理念智能化。制造业可以充分利用生产线的柔性和弹性,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完成客户的“个性订单”。甚至更严格一点,企业必须知道每一个产品的流向,以此增强客户粘性。传统的制造业不需搞清楚自己的产品到底卖给了谁,只需要知道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中就大功告成。但这在未来是行不通的。未来的制造业,每件产品的消费者一定可知可寻的。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市场订单去指导自己的整个制造过程。

第二,制造过程智能化。企业家要时刻关注整个制造流程,哪个环节能提升效率,哪个关节能降低成本?这些问题不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根本没有办法判断的。制造过程必须投入智能化运作,否则传统企业一定会输给“智能制造阶级”。

第三,制造产品智能化。未来企业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服务,是这个产品在消费者使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对这个数据进行判断,提出一个新的服务价值和共鸣,这可能是很多制造业面临的新的挑战。

比如美的,美的基于云OS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构建出了智能冰箱。这个冰箱可以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现有的食物存量,自动判断需要采购的商品。分析完毕之后,冰箱会自动采购商品,把商品的订单发到用户的手机上,用户只要点击确认,就可以坐等商品上门了。这样一来,冰箱就成了一个采购器,它已经不仅仅是冰箱,而是真正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参与厨房运作。

另外,制造业也要思考将生产线到消费者的距离尽可能缩短,真正做到“零库存”。阿里为什么要做菜鸟物流的布局,不是因为我们想让货物送得更快,而是在真正优化工业链,让工厂与消费者的距离变成最短,让工厂不需要组建仓库,让成本进一步降低,让整个产业链的价值真正发挥出来。在我国,物流行业应该进行颠覆式思考,想要让物流成本降低,一定要站在整个产业链的宏观领域看待问题,必须要依托于新的技术,而最低层的核心是对数据的应用。

所以,未来肯定会有两个内容被纳入新经济的考核指标里,一个是数据的在线化,就是数据在线的流通量、开放度;另一个就是计算的消耗量。数据的在线流量越充足,开放度约高,计算的消耗量越大,经济体才会越有经济活力,越有竞争力。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分享经济将创造更多的经济红利

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颇见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带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为此,思客推出年度策划“预见2017·顶级智库专家的研判与展望”,邀请顶级智库专家展望2017,把脉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在本文中,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对分享经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分享经济的经济红利应该让社会成员都能够很好的享受,如果只是服务于一小部分人的话,那就成了垄断经济。在谈到明年的工作重点时,吴晓求着重地强调了环境保护和雾霾治理的重要性,20年的治理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应该有紧迫感和警惕性。

分享经济的红利应该让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

2016年,分享经济获得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发展分享经济,建设共享平台,不仅拉动经济增长,更是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强劲新引擎。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希望分享经济的经济红利应该让社会成员都能够很好的享受,而不是只能让一小部分占用,分享经济一定让社会成员通过一种机制真正享受到财富带来的效益。

我希望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到经济增长和创新中来,成为推动者和参与者。整个社会经济体系里有关的环节,比如说金融,无论规模多少、收入高低都应该为实体经济、投资者和个人提供相应的服务。比如说金融并不只能停留在为大型企业服务,为大型企业贷款和富人理财。为什么过去的诟病很多?就是它的贷款让大中型企业拿走了,我们的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很难在金融体系中获得应得到的服务,这显然不是分享经济,而是垄断经济。

另外分享经济促进了社会福利分配走向公平。分享经济在当今时代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在一个咖啡馆就可以创业,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

2017年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以及雾霾治理

对于明年的经济,我有几点看法,首先人民币要逐步稳定下来,这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宏观环境,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

其次,我们还是要延续2016年的某些工作,特别是去掉那些没有效率的存量,让我们的存量结构更加优化。

再次,要把环境的治理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改革把那些污染环境的产业都去掉。所以2017年我还是非常关注环境的改善,近期出现了几次严重的雾霾,我们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感觉到急迫。有人说伦敦治理雾霾花了20年,我想我们中国不应该花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太长了,这意味着牺牲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健康。所以2017年我们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以及雾霾治理。

姚劲波

58同城创始人兼CEO

姚劲波:移动互联网+生活服务最可能成为互联网行业爆发点

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颇见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带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为此,思客推出年度策划“预见2017·顶级智库专家的研判与展望”,邀请顶级智库专家展望2017,把脉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本文为系列策划第 篇,58同城创始人兼CEO姚劲波在本文中回顾了2016年互联网热点事件,认为直播是2016年最具商业应用价值的现象级事件。在谈到互联网新技术时,姚劲波认为 “黑科技”的目的是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在对互联网行业未来发展预期上,姚劲波认为互联网发展刚刚过了快速成长期的拐点,进入比较稳定的阶段,移动互联网+生活服务将是互联网行业爆发点。

直播是2016年互联网行业“现象级”事件

直播是一种新型的沟通方式,是品牌或个人和你的受众、粉丝或潜在用户沟通的一种方式。过去需要文字或者大量的视频,现在通过直播可以实现完全的在线互动,我认为它将来会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行为,跟我们理解的“网红才需要直播”是不一样的。它在商业领域同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2016年互联网行业形成风潮的现象级事件就是直播。

直播不是纯娱乐的,是跟用户更直接地沟通的场景,它能够让一个品牌或者一个服务不那么冷冰冰的,它是可以交互的。直播的人和受众之间可以沟通,观众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可以打赏,可以发红包,这种交互体验远远比过去任何一种沟通方式都要好。

此外,合并与分享经济也是2016年互联网的大事。我们跟赶集的合并,滴滴跟优步的合并,美团点评的合并,在一些新型的业态里平台型的公司成型,是一个比较大的主线。另外一个就是,分享经济开始变成一个概念被老百姓接受,它逐渐变成一个主流的服务场景,在互联网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黑科技”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简单

我们过去讲大数据,现在开始讲AR,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用一些更智能的方式来代替人的判断,能够让用户让商户让链接变的更加的高效,它会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

我觉得所有工具、技术的进步,最终都要作用于要让人的生活更好,让社会更有效率,我一直坚信这一点。所以11年以来,很多行业发展得比我们快,但我们坚决地坚守在这个领域。我认为一些朴素的东西,如果专注的话,它的发展周期可以更长,可以走得更稳。今年我们把困扰用户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租房子更简单,怎么样更好地找工作或者招聘员工,怎么样让买卖二手车、买卖二手物品变得更简单,我们不断地在创新很多产品的功能。在我看来,所谓的“黑科技”,也就是这种新型的技术或者新型的产品,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变得更加的简单。

移动互联网+生活服务最有可能成为互联网行业爆发点

互联网这几年特别火,每一个产业都会有一个周期,从1994年起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有22年了,到现在互联网发展刚刚过了快速成长期的拐点,进入比较稳定的阶段。去年开始,互联网从一个量的增长进入到一个深度或者说更加多维度的一种发展阶段。现在中国的网民数要再有很大的增长不现实了,像我们身上都揣两个手机,不大可能再多了。我们的父母、老家的亲戚,都已经是网民了,所以人数的增长已经到一个尾声了,可能后面是谁能够提供尽量深度的服务,谁能够在业务的模式上面有进一步的创新,那么可能就会在未来的阶段有更好的前景。

我不能说所谓的移动互联网来了或者结束了的依据是什么,不同的领域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认为移动互联网对生活服务这个行业的改造才刚刚开始,生活服务相对于电子商务、娱乐本身起步就晚一些,因为它本身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没那么好,或者用户的层次没那么高。所以至少在我看来移动互联网和生活服务的结合才刚刚开始。从我们的用户量包括我们的商户数来看,现在也看不到增长减缓的趋势,我们的各种业务还是在比较快地发展,如果让我判断未来互联网行业能够诞生比较大的机会的领域,我还认为移动互联网+生活服务是最有可能的。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聪明的投资者现在会选择人民币投资

人民币贬值更多是指对美元的贬值,总体来看,和一年半以前相比,人民币对其他货币还是略有升值的。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因此在去年8月11日之前,人民币在美元带动下的被动升值很多,现在等于是回调,这是人民币贬值的原因。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像美国在80年代经历的情况,是单方面利率的提高。70年代的美国经济滞胀非常严重,因此80年代要回调,通过高利率把货币收回来,这和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美国由于前一段时间货币发行得太多,因此现在要回调,要提高利率。当然这一次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别的地方的经济实在是太糟糕了,资金有追逐美国市场的因素。

美国这个国家做事不会考虑别的国家的国情,这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打击。我们看到一些脆弱的国家已经受到了打击,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接下来说不定亚洲哪个国家也会到危险的边缘,这都是美国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但是总体上我认为人民币没有任何贬值的基础。去年我国的整个经常账户盈余是60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2007年和2008年整个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达到10%,但那时候的GDP总量也小。现在我们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盈余,这样的一个经济体,货币有什么理由贬值呢?

我认为,人民币贬值已经快触底了,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可能很快会恢复到其他货币与美元比值的相当水平。因此,对于聪明的、长期的投资者而言,现在可能是选择买进人民币,卖出美元的时候。从去年8月11日开始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了10%,这就代表你赚了10%。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人民币不会出现大幅度、没有节制的下跌

10月份人民币加入SDR之后,贬值贬得很厉害,目前大家对人民币的预期还是持续下行的,但是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先分析一下是哪些核心因素造成了持续下行的走向。首先人民币的贬值是兑美元,兑一篮子货币,如欧元、日元并没贬值。第二,即使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有很多客观因素。一是来自于中国经济的预期。二是还来自于美元加息的预期。这两个预期碰在一起之后,人民币贬值的事实就能成立。再加上过去汇改以来,我们连续很多年都是人民币不断升值。实际上有升就会有跌,从周期角度来看,现在的情况是正常的,它没有超过我们正常的市场波动。三是货币供应量M2的规模存量非常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最高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压力就需要得到释放。而释放M2压力的途径无非是几种,其中本币贬值、汇率下跌,这是M2释放的重要路径。当然,我不希望人民币出现大幅度贬值,人民币的汇率在6.1到6.9元左右,我认为这属于正常,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不能进行强烈的干预。四是人们有一种如何配置美元资产的预期,这也给人民币贬值带来一定的压力。

综合看来大概是这些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我认为人民币不会出现大幅度、没有节制的下跌。人民币汇率6.9元左右,已经快到了它的底部了,应该说近期离底部不太远了。有人做出非常悲观的说法我不太赞成,因为从全球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包括淘汰僵尸企业、去产能等等,但是内需和投资还是比较稳定的。基于这种看法,再加上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人民币不会出现特别大的波动。

2017年我希望人民币要逐步稳定下来,这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宏观环境,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人民币汇率会随着中国经济触底而稳定

对人民币不必太悲观

首先,人民币汇率跟中国经济基本面有关系,这是最基本的观点。中国经济如果是能够逐步触底,并且进入中速增长期,人民币汇率就会基本上稳定下来。过去6年,中国经济整体是下行的态势,这对人民币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中国经济基本上稳定,对人民币的中长期来而言将是利好的基础,所以对人民币汇率不必太悲观。

其次,所谓汇率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币和美元比价的问题,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基本上是稳定的。而美元其实是依托于美国经济的,美国经济最近一段时间表现还可以,但是它也会有所反复,其实也挺脆弱的。人民币汇率跟美联储是否要加息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无需太紧张,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此外,汇率问题有时候也比较复杂。金融市场上影响汇率的因素比较多。当然现在人民币还有一个预期问题,现在有些人对国内前景的预期不稳定,所以汇率问题也不光是经济问题。

经济触底能给人民币稳定提供基本面的支撑

就经济基本面来看,美国经济好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元其实问题也很多,美国问题也很多,可能在若干年以后美元可能也会出比较大的问题。美元现在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所以对人民币也不需要悲观。

而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慢慢地触底,以后差也差不到哪儿去。虽然最近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人民币汇率波动比较大,但是这个和我们触底期是有关的,所以对汇率问题不要那么悲观。而且从长期来讲,如果中国经济转型顺利,生产率能够提升的话,中期来讲人民币兑美元应该还是要升值的。

总的来说,在一段时间之内,人民币汇率可能还会有一些压力,但是经济能够触底以后至少能够给人民币稳定提供基本面的支撑,所以中长期来看不必太悲观。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应对人民币贬值,要保外储而非保汇率

经济学家应该拿“放大镜”来看问题

关于金融风险,这是一个老话题了。2012年我随北京大学的考察团来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时我们就谈了这个问题。今天回顾我们曾经认为哪些问题是可能造成风险的问题。比如2012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我们谈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面临崩溃,中国的财政状况会不会因为地方政府债务而出现危机,还有一个就是金融的崩溃会不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使我们国家出现非常大的金融问题。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些关注点始终留在那儿没有变,但是有些变了。比如有一段时间理财产品、银行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又稍稍降温了。总而言之,我们面临着很多风险。

作为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拿出放大镜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会导致大厦的坍塌。实际上肯定根本不会坍塌,但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找问题。

2016年房地产问题并不是像我想象的会继续下滑,它反弹了,这对于扭转中国GDP增速的下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达到了20%以上,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引擎点火了,中国经济终止了下滑的态势。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暗流涌动,并没有发生危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继续关注。

2017年情况会怎么样呢?要想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远一点,把视角往后撤一点,看看怎么观察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接着用放大镜去看墙缝哪里有裂纹。大家都知道经济危机可以分成实体经济的危机和金融危机,我今天主要是谈金融方面的。当谈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几种分类,分类方法可能不太一样。把它分成主权债,主权危机,银行危机,国际收支危机等等。

我觉得找到触发点是非常重要的,要想找到这个触发点首先要看看中国目前大概会面临什么样的金融危机,大家都记得在2007年以前,国际经济学界有共识,认为美国迟早要出事,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大,外债在不断提升。大家都担心一旦投资者不愿意在继续买美国的债务,资金不流入美国,就会爆发国际收支危机,那样美国的利息就会上升,经济萧条后资本可能会逃离美国。结果事实证明大家的判断基本上是错的。为什么错呢?大家拿着放大镜没找对地方,却看到另外一条缝了,而忘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美国的危机实际上是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不是国际收支危机。现在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把危机的性质找对。

明年我国不会因企业杠杆率而产生金融风险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分析金融危机的话比较传统的方法就要看杠杆率的问题,杠杆率一般来讲可以从五方面来看,私人部分的杠杆率,企业杠杆率,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还有对外的杠杆率。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看中国的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应该说不高,相对安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出在按揭贷款,但是一般讲按揭贷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次贷问题。

看企业杠杆率,中国的企业杠杆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是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判断的。杠杆率有两种不同的侧重,一种是债务占GDP的比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债务占资本金的比重,这是从微观角度来看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这在中国来讲都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很高的企业杠杆率是否会导致中国出现金融危机呢?我要强调一点,我是从短期来看的,而不是2020年或者2020年以后。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分清,长短期研究的性质是不同的。

根据研究,我们试图看企业杠杆率的动态路径。如果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在2020年中国的企业杠杆率会达到200%。这是否就会有危机呢?不一定。九十年代末,当时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也是93%左右,日本人非常慌张。因为已经超过了欧盟60%的标准,他们认为如果不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会陷入公共债务危机,所以采取了紧缩财政的政策,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公共债务危机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恶化,现在已经达到了250%,还是没有发生危机。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轻易下结论,我们应该高度警惕。我认为我们国家在明年不会因为企业杠杆率过高而产生重大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金融的两大软肋,一个是企业杠杆率过高,另外还有一个从整体来看,中国的M2占GDP的比重确确实实是太高了,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它会不会导致金融危机,这依然是我说的,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很难说因为这个问题就会很快地导致金融危机,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国金融的重要软肋。

应对人民币贬值关键是保外汇储备

201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样子呢?简单说说。第一是要稳定增长,因为今年经济的反弹是由于房地产的投资增速造成的。国家推出了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明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还像今年这样?不一定,我觉得可能会下去,这个重要的增长动力就丧失了。有什么其他动力能弥补呢?我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可能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20%了,还有提高的余地,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总之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滑,我觉得不会比今年更高,但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认为中央还是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包括软硬方面,提供公共产品,这也是基础设施投资非常重要的方面。想做这个财政赤字必然会有增加的,包括国债,我想大概难以避免地增发。

货币政策是什么样的呢?大家说它是中性,我不太懂中性到底想表达什么,反正跟我所理解的中性是有差距的。我认为明年央行会紧缩货币,货币政策是要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中国明年可能会面临的选择,不论对错,利率至少不会上升,这是我的估计,也可能央行升息,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出现。

我刚才说的是中国的形势,关于国际方面,一个黑天鹅飞出来的就是特朗普,特朗普有许多不可预测性。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明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提高,美联储在明年三次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由于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提出了一些扩张性的政策的意向。现在出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美联储它是在升息,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美国的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在大额上调。这种上调是由于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发展未来的一种判断、一种预测的结果。这样一种变化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它的收益率曲线变得更斜了,虽然短端的联邦基金率会往上提,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收益率曲线的斜率改变了,这种斜率的变化对美国整个资产的配置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它也会传到其他国家,至于什么情况现在也很难说。但是无论如何有一条是清楚的,就是美国的利息率会上升,美元指数也会上升,至于美元指数会不会持续上升还是上升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停滞了,这个不太清楚,但至少在明年的一段时间内会继续走强。

中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利率利息不会波动太高。这种对比必然要增加我们资本外流的压力,这种压力就会转化为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所以我认为2017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对我们中国经济严重的挑战。

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导致中国出现什么危机呢?我认为不会,关键是要应对得当。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当我们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时候,原来我是强调了我们不能轻易的放出资本管制,现在比较严,现在我仍然强调我们做出的承诺是不能改变的,这是国家信用问题。不能因为行政方式变化了,我们就把很多政策改了。原来主张我们不要过快的开放,既然已经迈出了步伐,不能轻易收回,否则损失会非常巨大,这是第一。

第二是面对汇率的贬值,在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保外储,而不是保汇率,汇率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如果死守住汇率的话,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当外汇储备跌破门槛的时候,贬值压力更大了。不要干预的话,我们还保留着充足的弹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动用这种弹药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所以我觉得明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资本外流,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的上升。应对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停止干预,同时要完善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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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我们如何用制度保护改革者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经济学家

以制度创新来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依靠创新驱动,我觉得创新最重要的是营造实业致富、创新致富这种强大的产业链,政府鼓励大家去做实业、做创新型产业。所以在创新的问题上,制度重于技术。我们要有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并且制度的创新重于技术创新,环境的营造比要素的聚集更重要。还有软件创新,比如知识产权、创新创业的文化这些软件,比机器、厂房和其他硬件更为重要。

最根本的动力还得靠改革来形成制度。个人的积极性对于供给侧的改革、需求侧的改革都很重要,所以在创新驱动供给上的制度创新最为重要。

制度供给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

2017年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解,我们要避免误读和误解,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大任务,第一是创新驱动,供给侧也要通过创新驱动,来提高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如果我们的供给侧不升级,那么国人就到国外去购买产品。第二就是结构性的矛盾,这一方面针对的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还有补短板,前面三去是做减法,因为结构的调整只有减法才能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第三就是制度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生产责任制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地,非常重要的是首先要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企业家是推动市场改革的主体,有企业家的积极性才能控制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其次是科研人员,推动创新驱动的主体;再次是政府官员,官员是推动改革的主体,这三个非常重要,直接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的效果。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觉得就是一种结构调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从近期来讲,这种结构调整是当前的结构调整;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要靠创新驱动来提高效率、产品质量,以满足百姓升级的消费,不让我们的消费需求外溢。

另外最根本的动力还得靠创新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对于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都很重要。如果没有人,就要靠制度供给,所以在创新驱动供给上制度的创新最为重要。

肖耿

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肖耿:对僵尸企业出清要有“试错”的态度

房地产问题应从供给端解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推行一周年,从全国情况来看,它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我觉得有不准确的地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通过改革,市场的信号能够释放出来,另外一个是怎么去解读这些市场信号,比如说房地产给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凡是老百姓想去的地方,房价都涨,凡是老百姓不想去的地方,房价都跌。那么这个信号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信号以后,我们习惯性地反应不是去改变供给,而是去控制需求,去限购。我觉得这个在短时间内是合理的,是需要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靠市场供给方面,土地供应还有容积率,以及城市规划怎么样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因为老百姓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在哪里工作、在哪里生活,在哪里买房子。我们现在需求侧的市场化需求特别高,大部分住宅都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买的。政府真正为市场服务,我觉得这方面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像广州、佛山、重庆等地做得都比较好,但是在其他地方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处置僵尸企业,要有容忍“试错”的态度

去产能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而“僵尸企业”出清重组则是去产能的“关键之战”。关于僵尸企业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我们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僵尸企业,有一部分是过去在试错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试错的过程中有些企业成功了,比如说民营企业,但是国有企业有的就不行。在这个过程中,成功了都说好,失败以后就说不行,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僵尸企业的存在有历史的原因,有观点称是不是印钱印多了造成的,我不太赞成。因为实际上从2008年之后我们的货币供应一直在减少,中国经济在这个高速成长的阶段是需要很多资金的。实际上我所考察的广东佛山等南方的一些城市,它是缺钱的。佛山人均GDP超过北京、上海,但是贷款占人均GDP的85%,所以说中国有一大批的地区企业是缺钱的,它的效益很高,但是拿不到钱。

从历史的角度看,僵尸企业是失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已经发生了,这个经济学叫做“沉淀成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能再去计较,要向前看。对于僵尸企业,目前是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不敢于试错的话,那就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企业。我们要培养能够消化失败、消化僵尸的这种体制,而不是说因为有僵尸企业,我们的宏观经济要紧缩,股票市场也不搞了,不能把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未来的潜力堵死了。我们对僵尸企业要持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不能因为僵尸企业就把责任完全推给政府,这是不公平的。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好事。比如阿里巴巴,它现在非常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互联网大家怎么淘宝?要是没有高铁、机场、码头、高速公路怎么送货呢?实际上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每一个行业里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可以有贡献。过去我们发挥了所有不同行业的积极性,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产生像腾讯、阿里巴巴、华为这样的企业。今天还是要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要尽可能地去发挥每一个不同的机构、行业和所有制的优点。

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经济体,有很多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小孩子如果走路不摔跤,他是长不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允许试错,然后从中吸取教训,找到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可能性。

左小蕾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原首席总裁顾问

左小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精准的指标

我们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但是一直没有调整到位,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阻碍因素,在于没能准确地解读结构调整的概念。

结构调整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

结构调整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调整不合理结构,另一方面是形成新的合理结构。但是大家总是片面理解它的含义,认为结构调整一定会对现有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国家会减少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产业的投资,投资降低势必影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那么经济增长肯定要放缓。但这个认识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合理结构的形成,包括新经济、新能源、新引擎等。二者结合,才是全面解读结构调整。所以过去我们是单边放大了不合理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导致人们谈虎色变,认为调结构一定要为稳增长让路。

我们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三去”是调整不合理的结构,或许会导致经济下行,而“一降一补”则是对经济下行起到平衡作用。当然,“一降一补”只是短期的平衡,我认为更关键的是“长期的平衡”。想要做到长期平衡,我国的新兴产业就得做上去,创新得跟得上。新经济时代,新兴产业结构应该取代原有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所以,2017年我们要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除了不合理结构的调整规划,政策还要重视精准的扶持、支持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去一降一补”需要精准调控

针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明年可能会调整一些衡量指标。首先谈一谈去产能。现在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关掉一些高污染企业,合并一些大企业,例如宝钢和武钢、南车和北车等。大企业的合并对缓解产能过剩有着很积极作用。拿宝钢和武钢为例,假设合并之前,宝钢和武钢有共同的产品,市场需求1亿吨,为了市场竞争,宝钢和武钢一定会各生产1亿吨产品,试图抢占市场。而竞争的结果导致市面上将会有2亿吨产品,产能严重过剩。二者合并以后效果相对理想,你生产5千万吨,我生产5千万吨,合起来正好生产了1亿吨。不过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我们还是得需要一个精准的指标,就是市场的需求量是多少,有多少产量不能释放出来。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对整个经济供求过剩产能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的供需情况尽最大可能掌握,这样才能精准地去产能。

再谈“去库存”,我们主要谈谈房地产。其实今年对房地产去库存的理解稍微有些偏差。库存在什么地方?在三四线城市。可是我们一二线城市出台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政策,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推高了房价,破坏了去库存的调整。真正需要“去”的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加杠杆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卖不出去的原因是没有人去。那么怎样刺激消费呢?提供机会。三四线城市一定要给年轻人、要给企业发展的机会,聚集人气,让人们定居下来,以解决房地产库存问题。加杠杆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没有精准的调控,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平添更多烦恼。

最后谈一下去杠杆。有人提出不良资产的证券化,我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债多了有风险,转到股票市场上就没有风险了吗?从企业来说,它只有债权的融资,没有把企业做好,把它变成股权融资就能够做好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什么都没有改变。无非是把债务风险变成了资本市场的风险,最后有可能转化成系统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去杠杆,政府需要有精准的对策。比如说坏账公司的处理方式,倘若政府一次一次地保护它,财政部一味地帮它买单,那么这个公司的道德风险很高,就可以肆无忌惮。“反正把钱贷出去了以后,出了问题政府会帮忙解决。”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所以,明年去杠杆还是要继续,但是要把问题分析清楚,政策要更精准。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靠合理的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增长结构,这也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是最根本的部分。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服务业应成为经济结构改革的重点

短期来讲,虽然我们结构调整的行政色彩还比较浓,但还是初见成效,比如说某些行业的产能压缩,库存减少等等。我国今年经济保持在6.7%,这些都是贡献因素。总体而言,我们的改革是在不断地释放新的增长。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就要推进结构性的改革,把过去抑制或束缚新经济活动的体制都清除掉。

但是,真正谈得上结构改革的,我认为最明显的是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新的经济活动产生,我国各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发生了变化,服务业为就业创造的岗位远远高于制造业。我们将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分在服务业范畴,过去5年,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达到了接近5%,而制造业大概只有1.6%左右。久而久之,我国服务业将成为经济最活跃、生产力增长最快、就业机会创造最多的行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结构改革最后导致的是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在推进结构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让经济朝着更活跃的、动能更强的方向转型,新经济时代,这将是我们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改革不会一次到位,要不停做“次优选择”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快完了,中国的改革红利枯竭了。但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正在发生新人口红利。

“城归”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我走了几个省考察,现在这个农村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土地确权、流转以后,很多农民办办起了家庭农场。要想把这种“家族企业”传递下去,农民就把孩子都送到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孩子们学习了家庭养殖、家庭果园等各种相关知识,家庭农业就慢慢越办越火。

在农村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外打工的劳动力回来了。因为家里农业已经确权了,外面又辛苦,还不如回家工作,享受天伦之乐。据说中国有两千多万的家庭是两地分居的,家里的老婆、孩子、老人没人照顾。很多人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交了朋友、学了技术、懂了市场还积累了资金,回家以后就开各种小微企业。最普遍的就是旅游区周边公路两边都是小型摩托车修理厂、汽车修理厂等等,基本都是打工仔回来开的。

这还不算,贵州毕节已经在县里、镇上办起来面包房。过去当地人不吃面包的,也不兴过生日送礼物。现在都不同了,现在小孩过生日要买蛋糕,老人过生日要买蛋糕,逐渐流行开来。这是谁办的?还是打工仔回来办的。他们这个群体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城归”,这是在中国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所以人口红利并不是没有了,反而正在崛起。很多人当局者迷不清楚状况,外国人在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很明显。职业学校现在非常火,很多地方的职业学校都成了“职业教育城”。职业教育城里有什么呢?有教缝纫的、教钳工的、教木工的、教做衣服的。其中学做衣服的人很多,可以回家开时装店。这样一来经济一下子就被带活了,所以这就是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农村里的变化。

转变思路,创意带动创新

第二个变化在于“创新”。“创新”这个词怎么来的?是一个原籍奥地利的美国经济学家在100年前提出来的,他叫熊彼特。但是他的观点是工业化初期的东西,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的时代。熊彼特认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叫创新,但现在中国的概念是:信息的重组才叫创新。

熊彼特的观点是企业家要把发明家的果实买进来,然后投到经济中去,办成企业,这就叫创新。但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创意,创意创新创业。例如现在一些很有创意的咖啡馆,还有一些会所等等。有了创意不要去愁投资,资金自然会找上门来,为什么?因为目前有大量的资金在等待好项目,一旦看对了眼,马上就会出手。

今天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在以后更多的是新领域的领路人。100年前熊彼特认为年轻人是体力劳动者,他们不了解技术。现在呢,中国有一大堆年轻人正在搞创意、创新、创业。现在农业大学的学生最大的志愿是什么?我曾经问过他们,他们说想毕业后到农村去,跟农民合伙办农业企业,把学到的东西实际应用起来,发展事业。

过去常说的中国的老话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如今看来还是有些狭隘了。现在是“重在思路”,改了思路就成功了,所以“思路是成功之母”,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所以我们知道在农村中有“城归”,在城市中现在也有一大批年轻人创业,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消费正在变化,现在的消费方式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到商店里买东西的人不是求最优,也不是求价格最便宜,人人都在做次优选择。现在的消费者没有最优选择,因为消费一直都是在变化的,“双11”刚完“双12”就来了。

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未来房价上涨速度应低于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

解决房地产问题要让“居者有其屋”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实际上,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确实比较高,但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我们正处于城市化的特殊阶段,这决定了现阶段经济与房地产的关系相对紧密。在这一阶段,我国每年有1000到2000万人在空间移动,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世界上有一半的建筑在中国,中国每年的城乡建筑量有20亿平方米,相当于世界的一半。所以,中国在30多年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水泥的消耗量占世界的46%,钢铁的消耗量占世界的39%。

比尔·盖茨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发出惊呼,说中国三年消耗的水泥相当于美国的一段时期,并表示中国是一个排放大国,一个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当时我在现场回答他,我说这个排放很自然,因为中国每年有2000万人在空间移动,其中很多人要解决住房问题,因此必须要造20亿平方米的房子出来。但美国造房子可以砍伐木材,中国没有木材,只好用水泥和钢筋。住房是人权,所以必须要有这么大的排放量。

房地产行业自身的特殊性是另一个原因,它涉及到70多个其他的行业,这意味着房地产的投资会影响到70多个工业品的投资,所以一业衰百业衰,一业荣百业荣。特殊的阶段、特殊的产业,使得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让“居者有其屋”,目前资产性的泡沫过渡膨胀是不合理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怎样遏制投机性需求,和怎样解决大量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上,从这两方面合理解决房地产问题,我们才能保证房地产平稳直落,保证经济不受损。

房价上涨速度应低于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

2016年第三季度房价上涨得特别快,中央也相继出台了很多调控措施,这次的调控与之前相比,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化中央调为地方调,地方政府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实行调控措施,把单次调变成多级调,不断的加码。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更加掌握了房地产内在变化的规律。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暴涨,一边是越来越冰冷,所以房价调控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由当地政府自主地作出决定。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出目标,即房价不能再上涨了,房价上涨的速度应该低于当地老百姓收入的增长速度。即使房地产有泡沫,我们通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使得房价平稳,这两方面叠加起来,将房地产资产泡沫逐步压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能够软着陆。

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上下统一思想,特别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再加上我们特有的土地财政,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房地产又被土地财政“绑架”,但是都有合理性和危害性。怎样把合理性进一步升高,把危害性控制到最小,这需要上下之间的联动。政府的各项政策要更加符合老百姓长久的福祉,而不是过分追求自己任内的土地财政收益,如果能做到这点我觉得很多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肖耿:稳定楼市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稳定楼市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房地产市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上涨,从老百姓的角度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经济开始恢复了,对未来更有信心了。二是他们很想去持有高质量、保值的资产。这些资产恰恰都是在一线城市,我们一线城市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再加上人口流动、特别是优质人才的流动加速得特别快。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而其他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就使得一线城市房价上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来房价上涨是很好的市场信号,但是很多的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到位,很多还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他们没有想怎么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提高容积率、提供土地的有效供给。房价上涨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一个大新闻,给老百姓的预期造成一些影响。处于社会稳定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各城市都出台一些政策,这个也是需要的,但是也有副作用。一旦我们的需求侧的管理将僵化,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很给力的话,会对中长期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阻碍的作用。理论上,楼市的需求政府是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买房子,投资的或者投机的,在经济学里就是为了提供供给,为未来的价格稳定提供基础。而提供足够的库存可以使房价在短时间内不会波动太大,使房价相对稳定。所以现在对市场信号的解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试错,才能够更加深入。

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楼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市场的信号能够释放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解读这些市场信号。比如说房地产给出一个非常的明显、而且非常好的信号:凡是老百姓想去的地方,房价都涨,凡是老百姓不想去的地方,房价都跌。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来以后,我们怎么解读它?在实际中读到这个市场信号以后,我们习惯性的反应不是去改变供给,而是去控制需求,去限购。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是合理的,是需要的,因为现在还在试错,还在压力测试过程当中。但是最根本的解决还是要从市场供给方面出发,包括土地供应、容积率、城市规划等等,要想怎么样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现在老百姓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有他自由选择在哪里工作、生活、买房的权利,大部分住宅都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买的,老百姓都是很聪明的,所以现在的需求侧市场化需求特别高。

汤敏

国务院参事

汤敏:土地供给减少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

我觉得这一轮的房价上涨,主要涉及到几个一线城市和少数的二线城市,大部分的城市还是偏冷的。房地产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有政策的原因在里面的,但是这里头我们要注意一个地方——重庆。重庆也是经济增长非常好、环境非常好的地方,但是重庆的房价没有怎么涨。也就是说,重庆的经验应该好好地研究。

这些一线城市的供给不够,如果让它放开供给也很危险,因为投机的比较多,所以在限购的情况下,同时增加土地供给或者是做一定的调整是必要的。

另外一个问题,从根子上来说,地方政府卖地有财政收入的考虑,要解决房价高涨的局面,要协调好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这个怪象还会不断地出现。除了货币政策的问题,还有财政政策,特别是卖地政策的问题,当然这些需要长期解决的方式。但是目前来说,要在一线城市增加一些供给,包括土地的供给,我觉得还是必要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过去几年里,大量的减少土地供给,这也造成了一线城市房价涨得太快。

这些必要的供给是要提供的,但是我认为限购还是必要的,在限购的情况下,相对地增加供给。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经济学家

辜胜阻:未来房地产调控应升级为"一城一策"

一线城市房价过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

今年一线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我觉得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城市体系的规模不合适,现在大量的人都涌向特大城市,而中型城市、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净流出,那么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经济资源都集中在特大城市,相对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多,那么这样一种资源配置必然导致城镇化的失衡,然后最后导致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的房价高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房价观察报告指出,2016年上半年全球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深圳以38.36位居第一。深圳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创新的环境和生态在全国是最好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它的空间有限,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近2000万的人口,空间有限导致它的房价一路飙升,所以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深圳的创新发展,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城镇化改革。

楼市冷热不均,调控宜升级到“一城一策”

去年是股市的非理性繁荣,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阶段,那么今年面临的挑战是楼市的非理性繁荣。股市疯涨以后会大幅度地跌落,但是楼市,或者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上升后就很难下来,所以股市和楼市是不一样的。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有巨大的外部需求,全国的人到这些地方来,这种供求关系会影响它的价格。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三四线城市均衡配置优质公共资源,比如北京,就要调整与缩减非首都核心功能,把很多资源缩减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通过功能缩减,才能实现人口的缩减,进而解决特大城市的人口严重紧张所导致的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样一系列的难题。

目前房地产冰火两重天,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房价太高,同时三四线城市又存在着高库存,所以它仍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未来在房地产调控上,因地施策,“一城一策”或将成为主要方式,不同的城市应该采取不同的调控策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城市群的构建,把高度集中的核心城市的资源向外分配,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然后通过大中小城市规模结构的合理化来解决大城市过高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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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我们如何用制度保护改革者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2015年,民众对于制度反腐的呼声走强,对于官员不作为、执行难等话题的议论也多次被摆上台面;另一些民间话题,如“拐卖儿童死刑”、围绕专车的争论等也不断吸引社会聚焦。

围绕这些话题,新华网思客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制度反腐,就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

思客:

2015年,反腐继续推进的同时,制度反腐的呼声明显变高了。您认为制度反腐应当如何建立?

纯粹按照传统的这种出租车管理的理念去管,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怎么管,并不只是我们的难题,这没准儿还是个世界性难题呢!所以我觉得,这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能部门单方面地这个拍板,就做下一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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